陳冠中出生於上海，在香港長大。生活在北京的時間超過20年，台北6年，是著名作家、評論家及電影監製。曾擔任出版人和總編輯，以及香港著名生活潮流雜誌《號外》的聯合創辦人。代表作包括《建豐二年》、《盛世》和《裸命》等。
香港自從6月發生反《逃犯條例》抗議運動以來，中國大陸的輿論中出現了幾種常見的看香港的觀點。陳冠中本月初在香港浸會大學做了題為「談不完的香港」講座，試圖逐條澄清，剖析矛盾焦點。
經授權，BBC中文整理了演講內容以饗讀者，下文中的「我」都是陳冠中。
「 香港不夠中國化，很西化 」 嗎？
有一次，一個來香港很多年的大陸朋友跟我說，香港比中國更加中國。他說，香港保留了很多中華文明的東西，尤其是現代前的一些痕跡。比如很多古代的字，警察叫「差人」，警察局叫「衙門」。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中國大陸「新文化」運動時，香港沒有受到「五四」運動的衝擊。當時香港大學已經開設中文系，香港的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推崇中國國粹文化，他想用中國的固有文化抵抗中國新文化。中國新文化是通過歐洲、日本進來的新文化，都變成中國式的新文化。他要做殖民地的特首，提倡古中國文化，來抵抗這種新文化。
1930年代，很多香港報紙上的色情小說、武俠小說都是文言文。到今天，香港的書面語裏面，文言成分都比大陸多。
到我們那一代，讀書讀的是英文學校，但必修課是中文課。老師都是有國學根底的人。而很多跟我同代的內地讀書人都沒有讀過。他們的課本裏沒有孔子、孟子、莊子、老子等諸子百家的文章。在香港，六、七十年代長大的人都知道這些大的思想家、文學家。我們中小學聯考時，需要背很多唐詩宋詞，看很多文言文。香港不自覺的保留了古中國的東西。
中國歷史在香港回歸後董建華時代成了必修課。我們三、四十歲的人都讀過中國歷史。大家不熟悉的是中國49年後的歷史。但並不是說香港人不懂中國歷史，他們所知道的，是更久遠的歷史。
「 香港人很親英國 」 ？
1971年建立香港大學之後，沒有見到什麼人親英國。我是讀社會科學系的。讀法律系的可能有一些。但跟我同代的年輕人，如果要留學，美國、加拿大可能是首選。反而很多內地朋友對英國有特別浪漫的想像，覺得英國還是牛津、劍橋那樣子。
我這一代人最喜歡香港，其次就是美國流行文化。60年代是美國流行文化影響全世界的時候。
有兩件事情影響了我們那一代人對英國的看法。1964年披頭四樂隊離開英國，第一次全球演唱，香港是第一站。所有年輕人都瘋了要學。那一年是分水嶺。1971年，青春期結束，香港股市大漲，從100點到1700點。1973年又掉下來，有人為了這個要跳樓。於是我們完成了經濟教育。
我是「嬰兒潮」一代，香港1949年後土生土長的一代。同時深圳河以北是文革時期。大部分香港人見到很多屍體飄下來，非常反感。年輕人在這樣的環境長大，他們的態度怎麼形成，是可以理解的。大部分人對中國沒有興趣，也難怪。但你說香港人親英國，也不是。
「 香港是文化沙漠 」？
1920年代，魯迅來香港青年會演講。有人說覺得香港人生活在文化沙漠裏面，就問魯迅有什麼建議。魯迅那時候寫文章說，香港總是唱老調子，提倡國學，抗拒新文化。他就回答，「我不覺得香港是文化沙漠，就算是，也會變的。」沒想到這句話本身就留下來了。
有些標籤進入腦子後，就無法去掉。一代一代，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但他們不知道，香港有各種各樣的小圈子，只是沒有形成社會的整體氛圍。
有一次朋友帶我去樓上的小店買唱片，他說我一生想買的唱片在這裏都找到了，從此我對香港的印象就改觀了，認為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 香港要靠中國生存 」？
我剛到北京時，有少數人覺得，沒什麼理由給香港「一國兩制」，覺得不公平。但是聲音很微弱。大部分是對香港是有好感的。尤其是廣東人，他們從小看TVB，有很多「港粉」。有一個40多歲的朋友，以前專門根據TVB裏拍到的地方來旅遊。那時候，就算沒有特別愛香港，也沒有負面的感覺。
97後，改革開放30年，香港有對改革開放有貢獻，很多制度都有香港人參與，比如金融、法律和會計。我自己知道很多電影、電視劇，都有很多香港人參與製作。
後來香港開放自由行，變化很大。香港出現對遊客不客氣的態度。我很不滿，說你們不要針對個別遊客，有些人是充滿熱情來香港的。
這幾年變化比較複雜。有人說，香港依靠中國生存。比如，供水、供蔬菜、自由行救了你們的經濟。這些本身沒有太大問題，但「靠」的詞有待斟酌。香港人會反駁，本地也在建立自己的水塘。對東江水的依賴令香港拆掉了很多水庫，但這是需要付錢的，是雙贏的商業項目。
有一位評論家說，只要斷水，香港就沒救了。這個是將香港當成敵人的說法，將香港敵對起來。有人說，不怕，中國也要靠香港，比如金融方面的貢獻。但為什麼要用「靠」這樣的思維。何況香港已經回歸，是中國的地方，是中國的光榮。兩邊都不是絶對的「靠」對方生存的。
學生提問 ：香港回歸時，鄧小平說，保持香港的制度50年不變，而且50年後也未必改變，因為到時中國會變得越來越好。當時普通香港人是怎樣想他這句話的？
陳：說說我的印象。80年代我最早寫文章說，97問題需要解決。當時我覺得，必須讓香港人有自己的聲音，殖民地政府和北京政府不能對一百萬香港人的意見置之不理。這個方案當時叫三角凳，不理香港的意見，自己去做決定。
1984年，「一國兩制」方案一出台，我就完全支持，自己都想不到可以用「一國兩制」來做這個事。尤其是鄧小平說，五十年後也可以不變，我們都願意相信這個是很有創意的想法。所以我自己是接受的，接受起草《基本法》，有了香港的小憲法之後可以按憲法做事。所以很多民主派人士，包括李柱銘、去世的司徒華，都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成員。
但很可惜碰上了1989「六四」天安門事件。《基本法》的起草這時已經到尾聲，「六四」事件出來之後通過了，只做了一點點修正而已，加了一點有關國家安全的法例。但精神還是反映了當時北京和香港很多人的想法，就是以後會漸進到民主制度、普選等等，其他香港的制度完全保留下來。這個基本上是80年代的心態。
所以本來一國兩制是最好的方式。但不知為何，有些當權者想偏離，本來形容是間接統治，不是直接統治，一國兩制就是間接統治。一開始，很多香港人理想中的一國兩制是強調兩制的自主性，但是現在越來越強調一國的重要性。
可以這樣說，一國兩制是一種厚的體制，慢慢走向薄的體制。然後到《逃犯條例》修訂，就是要在薄的地方穿一兩個洞，所以香港就覺得特別不放心了。如果我們還有比較厚的一國兩制，比如回歸後的前十年，可能香港與中央的互信會大很多。但是過去十年發生很多事情，越來越沒信心，所以出現這麼大的反彈。所以，一國兩制本來是最好的安排，如果做到中庸之道的一國兩制，可能是對整個中國、對香港本身都是有利的。
學生提問：關於五大訴求中的雙普選。英國殖民香港時並沒有給予香港普選，但在趙紫陽向香港承諾過後，香港似乎對中國給予普選的要求更加強烈一些，您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什麼？
陳：這個也是內地經常提出的對香港的看法，有點太粗糙了。
香港議會代表單一民主的提法在1945年已經有了，而且是英國人提過的。但他們後來回到香港打敗日本人之後，就想香港走向代議民主。但是冷戰開始了，計劃就放棄了。放棄之後，香港一直有知識分子談論民主。
80年代，更多人為回歸議題而思考民主，其中一派就叫民主回歸派，主張回歸到中國懷抱，消除民主。另外，香港主流建制派反對回歸，希望英國統治下去，用治權換主權，甚至主張在香港以外買一塊地重建香港，全部人搬走。
主張回歸的一派除了原本的左派之外，還有香港民主派。這個跟一般想像不一樣。但香港民主派那個時候沒有這麼大的力量，香港學生比較積極，比如當時的報人金庸做了一個回歸後的政治方案，叫查查方案，也是漸進民主的做法。當時香港大學生不接受，出現火燒《明報》事件。
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來了之後，立法會馬上就開放做普選。但恰恰效果相反，因為他跟中方吵架，中方希望97過渡後再推漸進民主，而彭定康加快了。彭定康加快改革是不是外國勢力的陰謀呢？是不是千古罪人害香港呢？香港民主派支持他，因為他把香港的議會變成民主的，所以最後民主派跟中方的互相信任破裂了。
回歸之後，的確有爭取民主，因為《基本法》說2007以後就可以實現普選民主。但是到2007之後經過人大釋法說，是開始談論民主而已，並不是正式做民主。到上一次831方案，又推了10年了，還沒實現。所以為什麼這些民主派很受迫，推了20年了，831方案還是有篩選的，跟他們想像中的民主不一樣。所以他們不接受。
但很多人說，說不定接受了會好一點。當時有很多不同的方案，當時的香港民主派等了這麼多年，《基本法》都說可以做的事，到20年後還沒做。所謂篩選，如果不是50%選舉委員會的人來篩選，而是有50人接受才能提名，或者提名方案只有40%就可以提名的話，香港可能大部分民主派都會接受。香港錯過了機會了，中國錯過了機會，本來應該有更好的一個方案的，所以這是很可惜的事情。但是已經過去了，因為這個失敗，才有了雨傘運動。雨傘運動都沒解決，又導致出現今年夏天這樣的事。
學生提問：關於言論自由，您是否覺得我們將來說話可能需要一些門檻？
陳：我是一個老媒體出身的人，報紙、網站我會看。我對自媒體、社群媒體沒有感覺如魚得水。我從來沒寫過部落格、微博，沒有公眾號，不發朋友圈。現在誰都可以發東西，我覺得基本是一件好事。雖然大家對社群媒體有這麼多批評，但沒有社群媒體這個世界就難以想像。
我們面臨的最大事情，是即將到來的全面管治，或者說絶對掌控的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在大陸科技的幫助之下，可能會快到來。這不是香港中國問題，是全世界問題，美國也在做，很多國家都在加強對所有人的監控。
這個世界來到時，社群媒體可能是唯一個人的武器。因為這個全面管治通過大數據、人臉識別、信用制度等，下一步可能就在香港推了。那個時候，也許我們會慶幸還有wechat（微信）可以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