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不再盲從歐盟國家的建議。川普曾感嘆歐洲的移民危機，甚至大聲贊同英國脫歐的決定，中東局勢如果能有效緩和，歐洲內部的移民問題可以得到控制。但是川普的第一個外交風險是歐盟內的國家。因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歐美同盟最重要的基石，它涵蓋的範圍比歐盟更遼闊，傳統甚至比歐盟更古老。而北約現在的存在完全是針對俄羅斯，如果川普打算與俄羅斯交好，相同地在地緣政治上不會讓歐洲國家與俄羅斯有這麼多的衝突。而俄羅斯其實渴望和希求的也不多，就是北約不要進一步擴張、不要一個又一個撬走原屬俄羅斯勢力範圍的同盟。
美中關係的變化
這些基於國內的政治因素所做出來的外交調整會怎麼影響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呢？事實上，隨著三十年的高速發展來，中國已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和有十四億人口市場的大國，但是夢想中的大國崛起離現實還有很長一段距離。第一、地緣政治上中國不是西方政治發展的中心，因此相比於美俄的傳統實力場域，中國不屬於這個遊戲圈，因此不管是烏克蘭問題，或是伊朗、敘利亞的中東問題，基本上中國沒甚麼話語權，相對上也能比較置身事外的冷眼旁觀。但是就全球範圍來說，美俄的合作更能管控國際政治的分歧。川普的新政府很有可能朝這方面努力。第二、中美的政治摩擦是隨著奧巴馬的重返亞太和亞洲再平衡的政策後最近才顯得比較尖銳，而事實上顯示出中國的政治影響力只局限於亞太地區這一區塊，這種現象區別了中國和俄羅斯不是世界語境下政治強權的同一級別。因此，觀看五十年來的中美關係，不從美俄這對天生的敵人的觀點下是看不出癥結與危險的。
正是中國不捲入世界強權的爭奪中，才給了中國悶聲發大財的機會。中國此刻在國際上所憑藉的大國實力更多是基於經濟上的基礎，而非政治上的。但假使美俄間做出某種妥協來控管全球範圍的衝突時，中國還有這麼好的機遇嗎？這種機遇的喪失不會危及中國的主權嗎？
談到主權，中國最最在意的東西。我們先來看一下劉瑜曾經對施米特的評價；「我能理解『理性辯論』 有不夠用的時候，但誰來決定什麼是需要『主權決斷』的『緊急時刻』？1957年反右時情況夠緊急嗎？1959年廬山會議時緊急嗎？1976年四五運動時緊急嗎？如果『主權者』可以無中生有地製『緊急時刻』，怎麼辦呢？第二，如果政治的本質是『分清敵我』，那誰來以及怎樣辨別敵我呢？史達林揪出了富農，我們曾經揪出了『地富反壞右』，為了繼續講政治，下一步我們該揪誰呢？第三，就算『緊急時刻』可以為強權辯護，那麼，如果政府可以『強權』人民，霸權國家『強權』弱國怎麼辦呢？如果B壓制A是對的，為什麼C壓制B就是錯的呢？第四，『主權者』是誰呢？某階級成員嗎？某黨派成員嗎？公民嗎？按什麼標準認定？」劉瑜是在和中國施米特的擁蹙辯論時談到了這些問題，但是即便劉瑜教授和她的對手們都沒認識到真相，抵達真實的政治就差了一步之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