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分鐘沒有耽誤。北京時間一大早，我打電話給他太太。她和女兒當天晚上到達香港。原本準備安排她們來美國，但她太太擔心出走後不利於天勇安全，而且如果天勇出來後，知道妻子女兒走了，內心感觸一定淒涼。在香港居住一段時間後，她們回到了北京。
我時常炫耀自己救人的經驗。我也告訴老美的援助機構，不要反反覆覆的討論，不要多個機構協商，不要等到數十人知道了，半年後才安排好路程，但人卻被扣在北京機場。
兩個月後，天勇獲釋，但人已經很大變化。我們每次通話，他都試圖打斷，並告訴我，不要多說，他需要時刻彙報。我告訴他，不用擔心，需要彙報材料，我可以幫他準備，於是我們恢復了正常一點的通話。好在我們確實沒有什麼需要保護的秘密，除了服務物件的個人隱私外。
作為曾經被拘禁和經歷過酷刑的人，我明白他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也試圖撰寫文章，分享個人經驗，幫助人們找到走出來的道路。我告訴自己，無論發生什麼，即便把我賣了，他們都是我的朋友。
後來，江天勇公佈了自己失蹤期間的經歷。他有點擔心，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最近幾年，我越來越遠離中國維權人士的圈子，因為幫不上忙，也擔心給自己、家人和同事帶來影響。我也對政局有一些抱怨。
江天勇律師失蹤了。再次出現是否可以出來、是死是活的問號。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只能是給他在美國的太太打電話，問候她和女兒的情況。再寫一篇文章，告訴世人，我沒有忘記這個朋友。回想十年前，意氣風發，恍如隔世。
＊作者為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成員，投入中國河南愛滋防治與公衛研究多年，數年前流亡美國，仍持續關心大陸人權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