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的工作習慣是徹夜不寐的，所以我剛到普大時有幾次早上十點上課，覺得他臉色灰黃，有點站立不住的感覺。我也曾針對這一點請教余先生，他的答覆是：人是身體的主人，身體聽我們指揮。意思是這不算什麼。而余先生當時煙癮正大，在普林斯頓大學時便聽說過余先生半夜找不到香菸，駕車到普大附近的 WaWa 買菸的故事。此外，我記憶最深的是余先生的長夜之談。余先生熬夜長談的本領真高，在節日前後，他每每邀請學生與訪問學者到家裡吃飯，並做長夜之談。這類長談往往持續到凌晨三、四點，當坐客皆已東倒西歪之際，余先生仍然從容地吸著煙斗或紙煙。
在我中學生的時代，台灣正流行一種做卡片的運動。如果我的記憶沒錯，當時的名稱是「中央卡系」，我也曾受這波宣傳的影響，以為「卡系」是一點就通的治學利器。而且一般從事歷史研究的人為了輔助記憶力之不足，往往也比較系統地做卡片。我就認得一位傑出的經濟史家，如果忘了帶他的制式卡片，是不進善本書庫讀書的。因此，我曾好奇地問過余先生是不是做卡片。他說，除了早年為《後漢書》做過一整套卡片外，基本上是只記筆記，不做卡片。而且如果我的觀察沒錯，余先生讀書也不太劃線，與毛澤東「不動筆墨不看書」至為不同。甚至上討論課時，也不大抽筆記學生報告的重點。好似他的腦袋中有那麼幾個匣子，有意義的材料會自動存在裡面，等他開口評論時，只要依次打開那幾個匣子就行了。
余先生撰寫《朱熹的歷史世界》期間，我曾一度回母校，為了旅途解悶，余先生曾將一、兩章稿子交我閱讀。這時我注意到文稿中夾了幾張廢紙，上面零星地記著幾個詞或引文，我猜那便是他撰寫時所依靠的線索。至於余先生撰寫短文時，似乎是沈心研玩某些書之後，在腦海中形成幾條主要線索，然後將書閤起來，繞著那三、四條線索，一氣寫成。在寫作的過程中，大概只有必要時才會回去翻檢原書。其情其景，可能是像晚明清初思想家陳確（乾初），他說自己詳思多少年之後，決定判《大學》為偽經，乃下筆「快寫一過」。或是像陽明在頓悟良知之後，憑著對經書的記憶，快寫而成《五經臆說》。至少這是我讀余先生的〈榻上亂天下的毛澤東—讀《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等精彩的文字留下的感覺。
余先生撰寫研究論文時，顯示一種海明威「冰山一角」式的表達方法，也就是說他並不像清代考據學者動輒擺出「證佐千百條」，他只擺出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所以需要佐證時，往往是一、兩條，或兩、三條，其他證據則留在海平面以下。因此，余先生的學術論文讀起來一氣呵成，沒有冗贅之病。而我之所以特別提到這一點，是因為近來由於電子文獻資料庫的發達，往往一按鍵就可以得到大量的史料，如果不能割捨，容易出現過度水腫的情形，失去了閱讀時的暢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