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頓小鎮，被一條小街糖葫蘆似的貫穿，南端伸出去的籤子，接206號小高速，逶迤而去，一路都是參天古木，夏季尤為綠蔭深濃。那一帶是普鎮精華，林木中散落棟棟宅院，讓我油然想起王維輞川絕句裡的「仄徑蔭宮槐，幽陰多綠苔」。這個世紀之交的十幾年裡，我驅車往返那叢林小徑不知幾何，常常不是伴隨著翻騰的思緒，就是悲傷的咀嚼，皆因這是我生命中劫難的一段歲月，而小徑之旅每每又是受用不盡的精神陶冶。
大凡是造化的捉弄，一眾六四流亡者被那常春藤名校接納，落腳普鎮，我也忝列其間。大家在東亞系弄出一個流亡項目，有一次請歷史學家余英時講講什麼是歷史。他說，你們是創造歷史的人，寫歷史則是另一回事情，你須先知道前人說過什麼，然後才知道你能說什麼。當時在座的，有不少八十年代如雷貫耳的角色，且剛剛逃出一個血腥歷史，然而「創造歷史的人」竟是寫不來歷史的，這是後來才知道的。我則非但沒有寫成什麼史，反而跌入一場「離魂歷劫」的個人災難史，流亡項目散了，我卻滯留下來又多年。
「很多人問起你，你也要考慮做些什麼，不能說人就這麼廢了吧？」
一九九四年夏季，有一天余英時先生叫我去他府上，他剛從台灣回來。我被崩潰感籠照，已有年餘，前景一片空白，又求神求佛都不應。先生為我指點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於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蘊藏在文化傳統中的無數先人積累的巨大資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與綿長的人類活的生命接榫。這種活的生命，也只隱然昭示在極少數被現代人所不屑一顧的「文化遺民」的蹤跡裡。
兩年後，余先生又相送《後世相知或有緣》、《陳寅恪與儒學實踐》兩件手稿的複印件，那是一九九六年夏天，他也是剛從台北回來，其中《陳寅恪與儒學實踐》便「完稿於台北旅次」。兩件墨香新文，當夜令我讀得癡醉而驚嘆：一是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猶如一次「史學重構」，完全印證了余英時八十年代初對陳詩的釋証，恐為當今覲見的學術奇跡；二是，該著收錄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復》：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之於俗諦之桎梏；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做李商隱也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
這種氣概，余先生稱之爲「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知識階層史上一篇別開生面的大文字」，但是這文字對於我輩而言，四九後身在大陸卻未覺「天蠻地荒」，也熟睹「衰翁變姹女」，就有石破天驚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