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費景漢院士，大概是早年最欣賞我研究論文的長輩；他在一九九五年左右就常找我瞎聊。有一回費老跟我說：中央研究院人文組的院士，他只佩服兩個人，其一是張光直（考古人類學家，已故，大概是當時唯二中研院人文組院士能夠選上美國國家科學院海外院士的），其二是余英時。兩人名字最後一字（時與直）韻聲相近，非常好記。費院士是小孩子脾氣，從來不去思考「只佩服」幾個字的得罪人的後果，就只是把「感覺」實實在在講出來。「只佩服兩個人」，這對當年四十歳的我而言，是個極少聽到的描述。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一直想找機會與這兩位泰斗級的人多親近。我問費老，張光直先生與余英時先生的貢獻各是什麼呢？費老就侃侃而談，把張先生在殷周考古學、中國青銅器考古發現多在禮器等特殊的意義解說了一番。然後講到余英時先生，就沒有那麼言簡意賅了。費老補充：他每次跟余先生談話（他們在Yale有同事重疊幾年），他都覺得極有收穫，好像有撈不完的寶藏，「你有機會應該多和余先生聊聊」。
余先生的腦子裡埋了多少寶藏呢？舉幾個例子可能比較清楚生動。一九九八年我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之後，有幾回在某個院士被提名人的討論中，余先生都很客氣、謙虛地呈現了他的驚人記憶。何炳棣先生是第六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年齡比余先生還要大上一輪多，是人文組最資深的歷史學長老。有一次，為了一件院士提名案，何先生對被提名人的宋明理學見解提出了一些評論。由於余先生看法不同，於是在接下來的發言中余老不厭其煩，從宋代某甲給某乙在某年所寫的某信，講到某丙某丁在其後哪一本著作如何與之呼應⋯⋯，對何先生一一批駁陳述。這些都是現場偶發之回應，絕對不是先前準備好的講稿。余先生對各筆史料如數家珍，說完最後致歉「擔誤大家時間，掉了一些書袋」做結尾，現場一片安靜，而年長的何院士也不再置一詞，討論結束。
那一次交鋒之後，大概誰是人文組院士的「精神領袖」就不證自明，任何人都一目了然。然而余老從來不以領袖自居，待人總是謙和、求助總是幫忙、言語總留餘地。但是，武林只要有高手出頭，難免就會有一些毛毛躁躁的小伙子想上前挑戰。余先生曾經對「新儒家」的一部分見解有些批評，結果就引來幾位年輕人點名叫陣，用字遣詞也不怎麼客氣。挑戰者三番兩次囉唣之後，余老只好「引經據典」回應，刊於雜誌上，把對方的錯誤謬見一一點明，條析清楚再無疑義。當然，在我們旁觀者眼中，這些文字交鋒就像是武打片中「一方餵罩門給另一方打」一樣，消暑解渴。有一回在中央研究院步道上巧遇余老的一位學生，當時他已經是研究員。我們開玩笑討論前述文字交鋒的結論是：對於記性如此好、知識如此深不見底的余公，千萬不要跟他打筆仗！切記切記！這位研究員說：「看看那位挨打的，慘不忍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