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兩性平權的議題，已經讓台灣社會陷入高度的價值性對抗的氛圍中，各場次的公聽會與辯論不僅無法理性進行對話與溝通，反使兩種意見走向更難妥協與零和的狀態。在媒體高分貝報導、公民團體強烈訴求與政治人物激情演出下，台灣社會似乎正在分化與撕裂中，彷彿走向了分裂社會的邊緣中。
若從民意調查的理論觀察，兩極化的深V型的民意型態實在民主社會並不多見，因為選舉制度中的「選票最大化」將牽制積極議題產生趨中效應，開放社會與多元媒體也使得非主流意見仍有政治參與與實踐的可能，從而願意在體制內進行改革因此揚棄激進的革命路線，畢竟其社會風險與成本難以承受。
解釋這種對立民意可能只有幾個指標，要不是這個社會本身存在高度的歷史性與意識形態的社會分歧（如德法），再不然則是社會處於劇烈轉型變遷的過程，由於舊制的價值正在解體，而新的價值仍在建構中，人們對於兩種衝突的價值典範都有其詮釋的合法基礎，在進步改革與傳統保守兩股勢力的拉扯與角力間，所謂「社會失範」現象因而出現。顯然地，台灣目前同志平權爭議屬於後者。
深刻地說，價值性的衝突並不是自發而生的社會問題，台灣早在死刑存廢或是非核家園中已經經歷了兩極化的衝擊與對立，只在於本次的同志，擁有高度的價值絕對性與議題的獨立性，社會動員的能量早就已經跨越政黨政治的板塊，因為國民黨與民進黨委員都有支持與反對的力量且在黨內自成戰場，其社會支持的力量早已超越議題最初的群體與範疇，不僅是世代價值的分歧，更是整體社會典範的碰撞。
這意味台灣的社會衝突已有了新的表現意義與形式。就歷史發展的脈絡以及政治與經濟發展的歷程來看，台灣社會衝突大概經歷了「族群省籍」、「政治路線與國家認同」以及「公民社會與階級」三個過程。
早期的族群衝突，包括早期移民社會的鄉土勢力以及白色恐怖時期的省籍對立，以泉漳械鬥或二二八事件作為表現形式；中期政治路線以及國家認同的矛盾，意即實行民主化以來的藍綠對抗以及統獨爭議，可將美麗島事件與野百合運動作為寫實的詮釋；近期因為公民社會崛起以及經濟社會分配問題所引發的階級鬥爭，其代表自然為太陽花學運。
我們發現，這三個發展階段其實不僅互為因果相互影響外，每一個階段對於未來的衝突都埋下了初始條件，或是以更劇烈方式在將來引爆。正因如此，每個衝突的生命週期日益短暫，時間序列從數百年、數十年、變成這幾年甚至這些日子以來。以最新的價值衝突來看，本質上是台灣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極致衝突的現象，是整體社會中代表進步改革與傳統保守的對抗。更何況同志平權的議題還融入更難妥協與量化的道德、性別認同與宗教等價值理性的問題，其複雜層面可見一般。
客觀來說，台灣人民在心理上尚未準備好面對這樣螺旋上升或一次性的對決，與歐陸的分裂社會相較，台灣歷次的社會衝突即使有擴張與外溢的效應，但同時也有自我治療與癒合的功能。因為與法國的左右階級鬥爭以及德國立基於神聖羅馬帝國的分裂的歷史情境來看，台灣的社會衝突其實都是非零和的衝突與假議題。
為了避免單一社會議題成為政治鬥爭或是社會動員的工具，理性溝通與正確資訊的提供是當務之急，面對對抗意識的升級與社會的焦慮，民進黨是否應該在價值理念推動之餘，同時回到政府應有的中立角色，為新的社會衝突建立新的典範與規則之餘，也讓議題回到最初的訴求。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