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的選民，必須满足法律規定；民調的選民，可能無關法律，只要具備固定電話或手機，而且通過篩選標準就行。母體屬性不等，又各自獨立，民調和民心是否有可以理解的一對一邏輯關係，便不無疑問，所謂的假民調争論不過是避重就輕。
第二，民調和民心所涉及的選民有被動與主動的分野。民調以抽中的選民為對象，經過篩選，受訪問者的回應基本上是被動的行為，不管是否深思熟慮，很可能會在訪問那一刻，當下回答問題，尤其是距離投票日還有一、兩個月的時間。美國社會學家Earl Babbie指出，在被問到之前，大部分人對許多問題通常沒有意見或想法。
在這種情境下，歷史事件，如民調期間發生的候選人醜聞（韓國瑜的炒房紛争）或國內外危機（香港反送中抗争），就有可能左右受訪者對候選人的觀感或認同感，甲之得，必是乙之失。
如果不屬於民調樣本，選民一般不會透露投票意向，即使被抽到，他們也未必告訴訪員是否會投票，或想投給誰。除了機構效應（泛藍選民可以拒絕泛緑機構的調查訪問，反之亦然），訪員效應也不可忽視。
受訪者並不笨，一個說台語、台灣國語或字正腔圓「普通話」的訪員，可能會讓他們在心理感受上有差別反應。許多民調都有相當多人不表態或拒絕回答，不會只是礙難從命，他們多少會有某種算計。
選民投票是一種主動的行動，投不投票，或投給誰，完全取决於他們對公民責任的在乎與否，以及對候選人的好悪程度。沒有哪個選民會在投票當天被迫，或非自願，到投票場所排隊幾十分鐘，甚至更長，再選出他們或許都不認識的候選人。
第三，民調和民心可以展現的期間有所差別。民調通常分兩天進行，頂多三天，訪員有足够的時間追尋被選中的受訪者，直到被拒門外。一旦拒訪的人數或替代的人數大到一定程度，原先抽樣的母體結構就被改變了，代表性相對减弱，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投票只有一天，選民錯過了，就沒有再投票的可能，投票的最後人數就是母體的實證結果，而非樣本統計。民調與民心的差異，盡在其中。
第四，民調和民心的凝聚力不同。民調是短暫的，往往因為某一件事而形成，很容易受外界因素不必要的干擾；民心是長期的，由於心理認同（如台灣人或中國人身份的取捨）的社會化過程，不易在一夕之間變色。
民意如流水，在民調訪問截止前所收集到的數據，只代表在那個時空的選民投票意向，未必能再適用或反映訪問過後的民意，特別是勢均力敵的局面，後續的演變很可能不符預期。這是為什麽總統民調要看長期的整體趨勢，而不能以任何一個時間點的結果，論斷誰主台灣江山。在初選時，國民黨和民進黨都依賴一次性民調决定候選人，便有點荒唐。韓國瑜的民調從5月起節節敗退，無疑是個教訓。
民心如磐石，在投票當天前，不管是執政黨或在野黨，它們長期累積的作為與話語，在在是民心向背的基礎。因為生活經驗與政治方式的取捨，國民黨與民進黨相互之間的攻防，加上中國共産黨隔海虎視眈眈，台灣人民全看在眼裏，多少會感同身受。幾十年來兩黨政治運作所打造出的板塊（基本盤），因此很難急速與劇烈移動，藍緑易色是一項世代工程，民心遂是楚河漢界的領土捍衛。
韓國瑜看得到的天下，也許還是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候選人吳斯懷心中1911年成立的中華民國，放眼逐鹿中原。蔡英文主導的天下，野心沒那麽大，只在中華民國之後加上台灣兩字。兩者屬性顯然不同，2020年1月11日總統大選，無疑是誰指點中華民國/台灣江山的定奪，一種民調/民心的驗證。
＊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