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這句口號，對我與所有抗爭者來說是真的。借用毛澤東曾說的話，反送中『是一場觸動靈魂深處的革命』，因為它確實觸動我們每個人的心靈。」──李靜君
「2019台灣社會學會年會」11月30日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舉辦，邀請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社會學系李靜君教授，以「香港反送中的社會學反思」為題進行演講。
李靜君說，在這場革命運動的抗議中，真正具有革命性意義的一項突破是，它是基礎廣泛、分工細緻的運動，涵蓋了各行各業、跨世代、跨階級的參與者，透過這場運動，以香港為主體的「新政治共同體誕生了」，而且香港示威者擅長外交手段，向世界行銷──「香港國際都市的地位不只在於金融，還在於自由與民主價值。」
反送中如何形塑出新的「香港共同體」？
「過去的5個半月，對於我這個在香港長大的人來說，是情感最激動、最傷心、創傷最深刻的時期，人們將自己的心靈、思想以及所有情感與激情，都傾注到他們為這項運動所做的奉獻中。我到抗爭現場做研究時，好多人跟我聊著、聊著就掉淚了，我從沒在田調時遇到這麼多人哭，」李靜君說，她還曾遇到一名17歲的年輕人帶著遺書上「戰場」，這孩子的行為讓她非常困惑。
李靜君表示：「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提到過，為什麼人願意為不認識的人送命？因為民族主義。然而跟我交談過的抗議者們有一個奇妙的共同點，他們常說『我是港豬』、『其實我不喜歡資本主義發達、物價高昂的香港』，但為什麼他們願意為香港犧牲性命？」
「我認為，『抗爭者從與香港疏遠，到願意為香港而死』的轉捩點在於，他們在集體行動中，構建出共同體的團結感。他們的抗爭故事都有一段戲劇性的轉折，有過相互幫助、拯救，與夥伴像親兄弟一般，因此內心深處對香港的看法逐漸改變，覺得『原來香港人不是我想的那麼自私』，因而願意推動『新香港』的誕生，」她說。
她解釋道，當人們經歷革命，看到政府對人民施加過度的武力等不公義情況，目睹不認識的夥伴為抗爭群眾犧牲奉獻，人們這時已經改變對香港、香港人與自我的看法，人們在參與的過程中，與這個新的香港共同體產生關聯，並對香港共同體擁有深厚的激情、熱情與承諾。
跨世代、跨階級的全民參與和分工
雨傘運動的時候多數是年輕人參與，而且中產階級居多，但是反送中運動的參與者是跨階級、跨世代的，而且男女分布很平均，李靜君說，因為這是一個情感上的動員運動，擁有相同認知、道德良知觀念的年輕朋友們，會透過社交方式邀約出門抗議，「而且他們有共同的訴求、共同對抗的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