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部面對反對者的挑戰時，在外部共產黨的入侵近在咫尺時，只要軍人還效忠自己。那麼把他們全部打成同路人以外，再加以強力彈壓取締各種反政府活動。對手握槍桿的威權執政者來說，其實是一個很現實也很合理的選擇。韓國的軍人領袖全斗煥就無法抵擋這致命的吸引力，使得518光州事件至今39年，年復一年成為韓國政治與社會的詛咒。韓國民主化以後多部影視作品如《華麗的假期》與《計程車司機》講述這個故事，但類似的視覺作品無法出現在台灣，因為畢竟同時間台灣就是沒發生過血流成河，屍橫遍地的殘酷畫面。連僅僅兩年前的中壢事件都還付出幾條人命，美麗島事件現場無人死亡，難道不是當局有意為之嗎？
這雖然只是一個大歷史中的小細節，但蔣經國以何種方式盡可能緩和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卻是談論這段歷史時十分值得留意之處。
吳乃德否認蔣經國是台灣民主化的推手，這當然有其道理。因為民主之所以降臨一個社會，有國內外主客觀各種力量作用形成的合力。所以本來就並不存在哪一個單個的個人，會是一個社會民主化的推手。但吳乃德認為在蔣經國處理美麗島事件時的角色，卻是用連根清除做法，等於要撤底摧毀當時的民主運動。這與蔣經國當時對反對勢力其實凡事留有餘地，並不打算把事情做絕的歷史軌跡，似乎頗有差距。
蔣經國對當代台灣社會的貢獻並不在於他是台灣民主化的推手，但他當總統後至少也從未考慮要對民主運動痛下殺手，一如全斗煥政府在韓國光州事件那樣心狠手辣。這種得饒人處且饒人的處事作風，是台灣政治形式後來得以和平轉型的重要前提。
「如果沒美麗島事件，沒有家屬和辯護律師繼續努力，蔣經國會否妥協？」最後吳乃德認為，這是他個人主觀判斷，也供大家繼續思考。但更多人忽略的卻是，蔣經國畢竟到底沒有把心一橫，在美麗島事件的當下，直接命軍警開槍鎮壓，一如後來的韓國光州事件。這個在美麗島事件爆發前蔣經國就已經妥協，決定事緩則圓的細節，其實才是更決定台灣後來民主化進程的關鍵因素吧？
＊作者為台大國發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