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條長河，蜿蜒漫流，既難見盡頭，亦不易溯源。而儘管其中的某一小段，亦支流旁出，本源難覓。因之治史者，當要探河溯源，釐清真相，實非易事。又因為年遠代湮，檔案文獻多所散佚，加之人為有意的遮蔽、扭曲、竄改等等，都讓後人所見者離真相愈來愈遠。因此當有材料出土，常會有新發現，有時雖是細微的事件，也會影響全局，甚至改變你對某人某事的既定印象。
我早年讀中文系，但卻偏重於文學人物、史事的觀照，在文學作品中去探討作者的心靈與人生閱歷，意圖達到「知人論世」。而後也因此去拍攝《作家身影》系列紀錄片，將史料與影像融於一爐。四年間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在拍攝的過程中做了許多田野調查，發現許多與書本所述不符之處。二〇〇五年我在做陳寅恪的紀錄片時，更發現他父親陳三立（散原老人），這位以「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為人傳頌的江西詩派領袖、同光體詩派之祭酒，他中進士的時間，一般的說法常認為是光緒十二年丙戌，但那是錯誤的。當年他確實是考中了，但復試時書法未合格，「未應殿試」，因此不能稱進士。
陳三立書法取法黃山谷，參以北碑，堪稱名家，何以無法過關呢？蓋因到了晚清咸豐、同治、光緒時期，科舉考試宛如書法比賽，而且要求要「黑、方、光」的「館閣體」，陳三立是書法名家，是不屑寫這種字體的，就如同你要請臺靜農先生，寫這種字體也做不到一樣。於是他在給父執許振褘的信中說：「三立繆舉禮科，以楷法不中律，格於廷試，退而學書」，故三年後也就是光緒十五年再次赴京才補中己丑科進士。我因此到江西義寧（今修水）去尋訪陳寶箴、陳三立的陳家祖宅，學者劉經富先生指著陳家祖宅門口的矗立的「進士礅」，上面刻有「光緒己丑主政陳三立」，鐵證如山。這時任何傳記文獻資料在此完全失色，不足為憑。這也是做史料者，不能僅靠書面文獻，有時更需參考地下之物，如王國維以殷墟出土文物來研究甲骨文，提倡以「地下之新材料」補「紙上之材料」，是為「二重證據法」。
歷史真相，常常見之於細微之處，而一般寫歷史的論著大都偏向於宏大的敘述，對於細節甚少去顧及，有些看似不重要的材料甚至被忽略了，須知這些材料有時影響甚大，可能會把你的整個論述推翻掉。因此我常常在這些細節上下功夫，這或許和我做過數年的紀錄片有關，別人或許會用幾句旁白來帶過一些情節，但我常常要拍攝或找到資料影像來呈現，「一定要有畫面」是我做紀錄片堅持的一句話，而這換成我在寫文史方面的著作時就是要求證據在哪裡，你總不成隨意去推斷或臆測某些事情的發展，那和所謂稗雜者流的捕風捉影之說，又有何區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