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此，本書的寫作特別關注於一些細節，例如趙烈文的《能靜居日記》是研究太平天國的珍貴重要史料。但該日記長久以來一直躺在圖書館的故紙堆中乏人問津，後雖有影印本問世，但是因為趙氏字跡自由奔放，屬行草風格，宛如「天書」，讀者識讀不易。後來湖南嶽麓書社費數年之功，在二〇一三年七月推出標點排印本，終於讓我們得見南京城被攻破，李秀成被俘的種種情況。趙烈文忠於史實，無所隱諱，宛如一優秀的戰地記者般地忠實報導。再加上李秀成在囚籠中親筆所寫的《李秀成自述》手稿本，被曾國藩後人密藏將近百年，他的曾孫曾約農帶來臺灣才在一九六二年交與世界書局影印問世。而我們先前所看到的是曾國藩將李秀成的親筆供辭刪定並找人繕寫而後刊刻發行的「安慶本」。如今能以手稿本去比對刪去的部分，再證之當時趙烈文親見親聞所寫下的日記，將可「逼近」歷史的真相。
左宗棠曾經談起他與曾國藩的關係說：「弟與文正論交最早，彼此推誠許與，天下所共知，晚歲凶終隙末，亦天下所共見。」但在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國藩病逝南京後，左宗棠得知消息非常悲痛。不僅致賻四百金，並輓之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毋負平生。」從此正如他信中所說的：「然文正逝後，待文正之子若弟及親友，無異文正之生存也。」
筆者根據曾國藩的女兒曾紀芬的《崇德老人八十自訂年譜》和左宗棠在回覆上海機器製造局總辦李興銳的來信，來看左宗棠如何地照顧曾國藩的女婿聶緝槼（仲芳）的。而同時也發現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的日記中對小舅子聶仲芳有負面的評語，而後來影印出版的《曾惠敏公手寫日記》，卻找不到此段記載。據查光緒七年秋最早出版的《曾侯日記》是有記載的，後來因為聶仲芳也混出名堂來了，曾紀澤於是把這天的日記重寫，不留下任何塗抹之跡。由此可見日記也可以刪改的，例如《翁同龢日記》手稿本也有過挖補的痕跡。
翁同龢與張蔭桓兩人的關係始密終疏，跟康有為有極大的關係。過去史學界總認為，光緒召見、任用康有為是出於翁同龢的密薦。康有為對外宣稱翁同龢推薦他，這是康有為要藉著這位兩代帝師的極高聲望，來抬高自己，來不斷擴大其影響力，並掩蓋自己通過非常途徑被進用之內情。因此翁同龢「薦康」之說是不確的，實際保薦康有為的乃是張蔭桓。當戊戌變法前夕，張蔭桓最得光緒皇帝的寵眷，一生沉浮宦海的翁同龢開始退縮自保，主動疏遠張蔭桓、康有為，甚至不惜冒犯皇帝，最終翁同龢被開缺回籍。
翁、張兩人在光緒皇帝面前此消彼長的態勢，在此時已昭然若揭了。但慈禧重新訓政，張蔭桓一夕之間成為階下囚，而且險遭問斬。雖暫時保住性命，流放新疆，但兩年後還是魂斷絕域。翁同龢始終相信會再有還朝之日，但他始終沒有等到那一天，他抱著淒涼的心境，謝世了。這些變化都是其來有自的，所謂大風起於青萍之末，端看你如何去細細地審視這些細節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