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淑英強調，國家力量介入保護一個生命，前提應是胎兒可以獨立存活、卻還未能為自己發聲，所以國家「幫他講一點話」。若醫學技術進步至胎兒20周就可脫離母體存活，相關先天疾病檢測也可提前，「要提前到20周（可合法人工流產），不是不能討論。」
而除了合法人工流產期之外，婦團多年來也在爭取放寬現行已婚女性要人工流產需經配偶同意的但書，以避免夫妻關係不佳時讓女性因這項條款而遭威脅。此外，針對未成年少女需法定代理人同意才可人工流產的條款，婦團也仍希望政府能提出更周全的做法，以免不願父母知道的青少女轉而尋求非法密醫。
為什麼避孕「做的比說的難」？
這次公投案一公布，不少婦產科醫師及女性第一時間跳出來反對，認為限縮人工流產權，將影響胎兒及孕婦安全。但一般社會仍對人工流產帶有先入為主的觀念；「為何不避孕」、「不想生就不要做愛」等言論，仍是多數人聽到女性選擇人工流產時的第一個反應。
對婦女團體而言，缺漏的性教育，是避孕「不成功」的主因之一。黃淑英說，台灣的教育一開始就反對婚前性行為，性知識教得「不情不願」，青少年無法學到正確的避孕知識，自然難免「中鏢」，「與其用思想教育控制他們不去做，更該假設他們就會做、然後教他們怎麼預防（懷孕）。」
此外，台灣社會較歐美國家保守，多數父母都無法接受青少年隨身攜帶保險套；坊間更常有女性長期服用避孕藥可能增加乳癌風險、甚至不孕的謠言，影響女性規則服用避孕藥的意願，種種原因都導致避孕「做的比說的難」。
而即使懂得避孕，也很難百分之百避免。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理事長黃閔照指出，臨床研究證實，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的避孕效果大約只有89％，女性口服避孕藥避孕效果較佳，但也有只有97~99％。換言之，目前並沒有一種避孕方式可確保百分之百避孕。
對女性為何要人工流產的質疑，也反映人工流產的社會觀感仍相當負面。「人工流產這件事，和性有關，又被冠有殺生意味，污名很多，」參與女權運動超過20年黃淑英也觀察，有人工流產經歷的女性，仍不太願意公開談論，也不見得會積極在公開領域支持這項權利。
「但我不會擔心這件事，」黃淑英說，現代年輕人活在自由、民主社會，思想比過去更開放，不會以既有的眼光看待做出不同生育選擇的人。未來這些年輕人長大，將更願意表達立場、帶動更多宗教觀點外的討論。
番外篇：「我希望我幫的是那個女生、也是那個沒有被生下來的孩子」
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林靜儀在當立委前是一名婦產科醫師，去年也曾出書分享行醫經驗。林靜儀說，女性墮胎涉及道德問題，每個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尺，當年在產科內不少醫師不想背負道德枷鎖、只有不到一半的人願意做人工流產手術，「聽到要流產，他們就叫人家去找隔壁林醫師。」
願意動手，但不代表不會覺得痛。林靜儀回憶，自己曾處理過周數較大的胎兒異常人工流產個案，胎兒在媽媽肚子裡已經會呼吸、會哭，必須先隔著媽媽肚子打針、讓胎兒心跳停止。取出胎兒後，她還得檢查外觀、取下部分皮膚去做色體檢查，過程考驗人性。「我都默默跟他說，你這一世很快結束，之後再變成一個漂亮的孩子出來，請好好離開。」
除了做遺傳諮詢，林靜儀的產科行醫人生，還常需對抗各種刻板印象。當時每年都有媒體來請林靜儀評論9月墮胎潮，隱射未成年男女暑假浮濫發生性行為，她氣不過，把科內所有RU486門診醫囑調出，發現用藥高峰其實是3月，且服藥的多是30歲以上的有偶婦女。她笑說，這明顯是農曆年先生回家閒閒沒事、「弄出人命」，太太只好去墮胎。
在婦產科內開青少女門診的她，也有機會接觸小媽媽。她觀察，小女生進到婦產科，大部分都不知道避孕、更不知道懷孕生小孩代表什麼，只想知道男友會不會想留小孩，「你問他有什麼想法？他答不出來，腦子都空的，」林靜儀嘆口氣：「我們真的很少跟女生討論性交、避孕，甚至是懷孕。」
當學校不教、社會不談，許多媽媽們在沒想清楚代價的狀況下決定生小孩，最終這些不被期待、甚至祝福的生命，在人世間往往過的更坎坷。2005年邱小妹人球事件後，林靜儀說自己常在想，如果邱小妹在還是2公分小肉塊時就消失在世界上，就不用出來受苦，「我幫女生墮胎的時候，我希望我幫的是那個女生、也是那個沒有被生下來的孩子，因為這樣他就不用被生出來、然後遭遇悲慘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