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全球化是各國歷經的共通現象，各國均面臨勞工薪資漲不動的惡劣環境限制，那為什麼台灣周遭國家的薪漲幅遠超過台灣？這就涉及第二股拉扯台灣薪資結構的力量︰「脆弱的工會組織」。在台灣早期的威權政經社會結構下，台灣工會組織基本上是被吸納於國家整體體制的管理之中，欠缺足夠的自主力量與覺醒意識。台灣於在九○年代之前，唯一一次爆發大規模的工會運動即是「八八工潮」，當時桃園客運工會爭取合理的薪資對待，展開罷工運動，並得到全台數萬名勞工的響應支持。然而，自此波的工運高峰之後，台灣就未曾發生大規模的勞工運動。台灣從九○年代開始進行民主化與民主轉型，過去的威權政經體制逐一瓦解，但台灣的工會組織體系並未跟上這波轉型運動，脆弱的工會組織與文化並未得到民主化的涵養，致使基層勞工無法透過工會組織與資方進行每年的薪資調整議價，在薪資議價地位不對等的情況下，勞工的薪資調漲與否，幾乎全盤掌握在資方手中。唯一少數的特例是台塑企業的工會，強而有力的台塑工會每年均會與資方進行薪資調漲協商，這也讓台塑員工的薪資可以每年至少調漲3%。
蔡英文在最近的年終媒體茶敘上說要拚經濟，她說這是2017年最重要的任務。對此，我們「戰戰兢兢」地拭目以待。只是，在位者如果老是待在雲端作決策，吃著法國大餐高談國家治理，台灣將永遠無法走出低薪化的困境，而勞工最後恐怕連一碗滷肉飯都吃不起。
＊作者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