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做記者的時候，我有若干次機會看見自己的報導對象被投進監獄，甚至被送上刑場。那種感覺是比較復雜的。一方面，他們往往惡行累累，卻被長期庇護，經過我的報導揭露之後引發轟動，沉冤昭雪，罰當其罪；另一方面，我很早就對這種通過倚重輿論打擊犯罪的模式充滿懷疑，認為它很難實現普遍的社會公正。
1997年12月下旬，我和同行朋友余劉文在昆明採訪了一起流氓團伙案。他們橫行夜店，敲詐、毆打、羞辱、強姦"三陪女"，其中有若干未成年人。這個團伙的領頭叫孫小果，當時才20歲，本來已因另案被判刑，卻因司法腐敗沒有進過一天監獄--其母親孫鶴予曾在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偵隊供職，繼父李橋忠時任昆明市公安局五華分局任副局長。
作惡者和受害人都不容易採訪。我在一篇採訪手記中寫道：
最應該憤怒的人，那些受害者和他們的親人，卻沒有半點憤怒。他們只有悲傷，絕望，極其灰色、畏縮的狀態。這是我們至今抹不去的印象。所以我們想寫出那些最底層的人在強權之下的生存狀態。社會首先讓他們蒙羞--他們下崗之後不能給女兒以撫養，這些未成年的少女被迫從事為法律和社會道德所不允許的"三陪"工作；其次，監督失效或根本未受監督的強權讓他們受難；於是，他們失去了生存的尊嚴甚至勇氣，卑賤地苟活著。他們的狀態，讓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賤民"或者"草民"這樣的詞。按照某種理念，他們也應該平等地活在世上。但是，按照另一種甚至他們自己中的一部分人也認可的理念，他們這樣活著似乎是自然而然的。
在本地的同行朋友和一些正直的警察的幫助下，我們完成了這次採訪，寫成報導《昆明在呼喊：鏟除惡霸》發表在1998年1月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頭版。當時孫小果已經被抓捕，但是由於其父母的干預，辦案警員受到極大的壓力。這篇報導發表之後，事情不僅變得順利起來，而且加快了速度。僅僅兩個月之後，孫小果被判處死刑。
由於受到威脅，同事余劉文離開廣州，躲避了一段時間。
1999年3月，雲南省高院二審改判孫小果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緩刑意味著不僅免死，還一定會有機會減刑。
被判處死刑21年之後再次被判處死刑
直到2019年，孫小果再次成為"掃黑除惡"大案的主角，我們才知道： 2007年9月，雲南省高院再審改判孫小果有期徒刑二十年。2010年4月，孫小果經多次減刑後刑滿釋放，實際服刑十二年零五個月。
2019年4月，21年前被判處死刑的孫小果出現在中央督查的"掃黑除惡"名單上，引發輿論關注。
媒體報導稱，孫小果刑滿釋放之後，攜同其團伙成員有聚眾斗毆、開設賭場、尋釁滋事、非法拘禁等犯罪，涉嫌黑惡犯罪。中央掃黑除惡第20督導組進駐雲南後，將該案作為重點案件進行督辦；隨即，全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領導小組辦公室又將該案列為掛牌督辦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