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新華社記者還用無人機航拍水司樓，稱其為「水族人民的文化符號和智慧的象徵」。僅僅兩個月後，中國紀檢監察報通報了獨山縣委原書記潘志立被免職，他主導的這座水司樓立刻被批評為「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輿論風向隨之急轉，「天下第一水司樓」成了「天下第一爛尾樓」。
這座樓背後的發展邏輯也令人咋舌，獨山縣每年財政收入不足人民幣10億元，潘志立卻瘋狂舉債投資打造大型景區和高爾夫球場，被免職時留下400億債務，大部分債務年利息超過10%。這意味著獨山縣即使每年把所有財政收入用來還債，還不夠償還利息。
水司樓背後隱藏的舉債發展邏輯，似乎成了中國宏觀經濟在微觀層面的一個極端表徵。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40年後累積了不少問題，債務尤甚。因此，很多西方經濟學家，每到歲末年終看到數據後都會發出唱衰之聲。但每次卻不得不承認低估了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手段和調控能力。
然而這並不妨礙他們在下一年繼續唱衰，因為中國經濟的隱疾並未消除，甚至有所加重，只是遲遲未爆發。
2019年即將過去，懸而未決的問題始終沒變；2020年，中國經濟會擺脫陰霾，還是碰壁擱淺？
衝向中國的「灰犀牛」
「2019年是過去十年最糟糕的一年，卻可能是未來十年最好的一年。」
今年伊始，這句話流行於中文互聯網。有人說，它挑明瞭中國經濟潛藏的重大危機；反駁者認為，這是用文字遊戲來販賣焦慮。
今年將盡，這句話的前半句似乎已成為現實。
年初，中國的官方媒體組織了一場以「預見未來」為主題的影響力峰會。曾任中金公司CEO的前中國總理朱鎔基之子朱雲來，卻給出了令人不安的「預見」。
「現在投資的規模非常大，在建工程175兆，這還是2016年的數字。這170多兆是什麼意思？是當年GDP的2.3倍左右。這個數字在2002年的時候是1.1倍。這個比例太大了。」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茉楠曾撰文表示，中國投資的迅速增長主要來自銀行信貸，而「投資—債務—信貸」正在形成一個相互加強的風險循環。如果產能擴張是建立在信用擴張基礎上，產能危機就必然會引起非常大的金融風險和壞賬風險。
簡言之，規模龐大的投資背後是規模龐大的債務，如果投資的產出不利，造成債務違約，傳導至銀行體系，造成整個經濟的系統性風險。
陷入債務危機的獨山縣不是孤例，從政府到企業，中國債務違約的風險已非暗流湧動，越來越顯見於經濟數據之中。
惠譽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民營企業債務違約數量已大增至歷史紀錄高位，前11個月，民營企業發生人民幣債務支付違約達4.9%，高於遭遇P2P雷暴的2018年。惠譽估計中國境內企業債務規模達到19兆人民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