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南非這樣，受種族隔離荼毒數十年的國家，單單要推動轉型正義都險阻重重了，但曼德拉所完成的卻不只於此，他同時推動族群大和解，南非才不致於在新生的開始，就陷入冤冤相報的仇恨深淵。
著名的政治學者杭亭頓曾提出著名的轉型難題:當國家從獨裁轉向民主，那些威權政府時代對人權的侵犯，後來的民主政府「究竟要報復?還是要遺忘?」台灣對這個難題想必不陌生，即使民主化二十多年了，轉型正義的難題，仍然不時糾纏著台灣。
相反的，曼德拉總統任內任命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卻走出第三條路，成為轉型正義的典範。
曼德拉在1994年當選總統後，立即在隔年組成「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特別的是，他提名聲望崇隆的屠圖大主教擔任主席，而不是法界人士，屠圖說，「總統一定以為我們的工作屬於深邃的精神世界，畢竟寬恕、和解和賠償，並非政治辭令中的流行語言。」
這一步的意涵深遠，曼德拉教我們的是，轉型正義不但不該是血債血還的因果循環，更不該淪為政客的選舉工具，其他各國(包括台灣)的例子告訴我們，只要捲入政客的私利，轉型正義就遙遙無期。
在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之前，全球的轉型正義只有兩種選擇，不是全民大遺忘，就是全面追懲納粹的紐倫堡大審，但是屠圖說得好，「紐倫堡大審後盟軍可以捲鋪蓋回家，我們南非人可是要朝夕相處的! 」
因此，南非選擇了第三條路，過去的迫害者可以得到赦免，但前提是，每一個參與迫害行為的人都必須單獨提出申請，交代過去犯下的罪行，並接受一個獨立小組的審查後，才能獲得赦免。
這樣的程序，完全符合「可以原諒，但不能遺忘」的原則。
長年和南非國民黨對抗、甚至曾主張武裝對抗的曼德拉，如何達到這樣的視野?
曼德拉被監禁長達二十六年，前十八年他形容為「黑暗歲月」，後期，他培養了「與敵人談判」的習慣，他跟牢友採取的策略是，「跟典獄長談判，說服他們，待我們這些犯人要把我們當做人------我們最強而有力的武器就是對話。」
最後，曼德拉得到白人獄卒的尊敬，更有意義的是，在與對手談判的過程中，曼德拉不再仇視白人，「在獄中，我對白人的憤怒愈來愈少，但是我對制度的痛恨愈來愈高。」事實上，曼德拉總統當選後，他特別邀請了當年的白人獄卒參加就職典禮。
獄中的談判經驗讓曼德拉體認到，他的對手也是人，這樣的體認成為他將來與白人政權談判的基礎。
因此，1985年，已經坐牢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曼德拉，作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決定，他決定和白人政府展開祕密談判，可以說，曼德拉還在牢獄中，就啟動了後來的大和解。
1990年南非總統戴克拉克宣布解除黨禁、釋放包括曼德拉在內的政治犯時，曼德拉已和白人政府秘密談判4年了。
曼德拉接下來更於1990年5月帶領國大黨與南非政府正式談判，可以想見，長期壓制的統治政權和曾經暴力反抗的運動者終於同聚一堂時，雙方的心情震撼，一位國大黨與會人士的感觸是，「各方突然發現對方頭上沒有角」，不再將對方妖魔化，正是溝通的第一步。
即使如此，政治轉型並非就此進入坦途，面對和解，反對派必然出現鴿派、鷹派之分，甚至出現更激進的暴力黨，腹背受敵的曼德拉懷疑戴克拉克刻意分化、坐視情勢惡化，他們兩人雖然共同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但他心中並未原諒戴克拉克。
只是，這並不妨礙兩人的合作，曼德拉有一次跟朋友坦承，「我最怕的惡夢就是半夜醒來，發現戴克拉克不在了。我喜不喜歡他是另外一件事，我需要他。」
其實，反抗種族隔離的鬥士，就足以使曼德拉不朽，但他在71歲，還能力推大和解與轉型正義，這不只使南非獲得新生而已，也使曼德拉成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道德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