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典蓉專欄: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

2017-01-19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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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演員梅莉史翠普在接受金球獎發表講話時批評了川普,這一番談話,在包括台灣的許多地方都引發迴響。(美聯社)

好萊塢演員梅莉史翠普在接受金球獎發表講話時批評了川普,這一番談話,在包括台灣的許多地方都引發迴響。(美聯社)

反動修辭無所不在!上周美國影后梅莉史翠普批評川普的一番談話在自由主義陣營引起不小迴響,當然,反擊隨即而來,其中看起來最有力的說法是,正因為如梅姨這樣的都市菁英所展現的傲慢心態,才是川普勝選的主因;由於川普勝選後一連串批中言論,也為他在台灣贏得不少粉絲,所以,持這種看法的人,不只美國,連台灣都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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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菁英」梅莉史翠普的傲慢?還是贏家川普的傲慢?

注意了,魔鬼總是隱藏在推論中,這個推論的背後邏輯,就是政治思想家阿爾伯特.赫緒曼(Albert O.Hirschman)所形容的三大反動修辭的一種,改革者的行動往往適得其反,造成反效果,也就是「悖謬論」;反擊者不用正面回應梅姨對川普不尊重人的批評,也不正面回應尊重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只輕蔑的一句「都會菁英的傲慢」就打算打發。赫緒曼《反動的修辭》一書歷數「兩百年來的反動修辭」,連托克維爾這樣的大家都名列其中,而當代的反動修辭,其實全無思辯的能力,只會拿出贏家的邏輯,唯一的好處是,至少可以讓大家一睹這些「贏家」的傲慢嘴臉。

論者都以為21世紀再無知識分子,更別說公共知識分子,然而,梅莉史翠普在金球獎獲頒終身成就獎的時刻,對未來的當道提出批評,直面回應美國的民粹風潮,這已是典型的知識分子風範,和贏家悖謬論背道而馳的是,輸贏從來不是知識分子所在意的重點。

沙特曾在《占領下的巴黎》一文中談到維琪政府時期法國地下反抗軍的扺抗運動,「沒有反抗軍英國人也將贏得戰爭,如果英國人注定要失敗,那麼即便有了扺抗運動的協助他們也將失敗。反抗軍的價值主要在於一種象徵意義,-----一個象徵性城市中的一場象徵性反抗:惟有折磨是真實的」。

知識分子最不該在乎的就是輸贏

沙特要說的是,扺抗運動是一種道德姿態,與戰爭的結果無關,某種程度這也是知識分子的宿命,他們可以被討厭、被遺忘、被邊緣化、受嘲笑、受羞辱,然而,他們最不該關心的就是勝負。或是說,知識分子也許不見得完全不在乎成敗,但是在重大原則當前,成功與否仍須退位,畢竟,知識分子原該是公民社會的重心,一旦知識分子和政客沆瀣一氣,或是沾沾自喜於能靠文字或言論來操作民粹,社會不可能有制衡政治的力量,公民社會也將形同不存在。

也許,只有從政的知識分子,必須處理輸贏與是非之間的重大矛盾,這絕非易事,德國總理梅克爾去年在難民危機時,展現道德勇氣,呼籲德國及歐洲接納難民,但她支持度因此重挫,現在還必須忍受川普的譏評,嘲諷她當初犯了災難性的錯誤。然而,做為政治家,梅克爾必須有能力說服選民,或是和選民溝通,即使因此落選,成為歷史上少數因原則而下台的政治人物,至少留下一個完整的典範,未來有心人,仍可循著微弱的光芒找到從政理想之路。

回到民間、長期耕耘

如果說政治人物追求短期的選票,知識分子至少可以有長期的實踐,前行政院長江宜樺籌組的「長風文教基金會」日前成立,馬政府8年政務官歷練,他的最大體認應該是「政府有所不能」,真正的改變必須從民間而來,這也呼應美國知名草根運動家阿林斯基(Saul Alinsky)所說,「假定一場政治革命能夠在沒有民心變革的支持基礎下成功,是在緣木求魚」,與其天天指責民粹,還不如跳進去溝通、甚或辯論;作為知識分子從政的典型,江宜樺最後離開政壇的過程,不但有憾,而且某種程度是他和學界、學子間巨大的斷裂,這種溝通的斷裂也呈現在台灣各個層面,一個基金會能做什麼?還是那句話,知識分子不能計較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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