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連福利制度，一開始也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而不是個體的需求。德意志帝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於十九世紀末，率先開辦國家養老金及社會安全福利，但他的主要目標是確保國民忠誠，而不是增加國民福祉。你在十八歲為國家打仗、在四十歲願意納稅，是因為希望到七十歲的時候，能獲得國家的照顧。
1776年，除了生命權和自由權以外，美國的開國元勳也把「追求幸福的權利」列為人人不可剝奪的權利。但請注意，〈美國獨立宣言〉保障的是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是享有幸福的權利。事實上，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並未要求國家對國民的幸福負起責任，而是要限縮國家的權力。當時是希望讓人民能夠保有私人選擇的權利，不用受到國家監督。如果我覺得自己和約翰結婚、比和瑪麗結婚快樂，住在舊金山比住在鹽湖城幸福，當酒保比當酪農開心，那我就有權利去追求這些幸福，就算我做了錯誤的決定，國家也不該干涉。
但是在過去幾十年間，情況已有改變，有愈來愈多人開始認真看待邊沁的願景。人們愈來愈相信，這些為了強化國家統治基礎而生的巨大系統，其實應該是要為每一位國民的幸福與福祉而服務。不是我們要服務國家，而是國家要服務我們！「追求幸福的權利」原本只是為了約束國家權力，但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演變成「幸福快樂的權利」，彷彿說人類天生有權要求幸福快樂，如果有什麼讓我們不能滿足，就等於違反我們的基本人權，而國家此時就該介入。
在二十世紀，想評估國家是否成功，或許公認的標準在於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per capita GDP）。用這種標準，新加坡每一位公民每年生產的商品和服務，平均總價值為56,000美元，比起每位公民只生產平均總值14,000美元的哥斯大黎加，實在是成功太多。
然而現在的思想家、政治家、甚至經濟學家，都呼籲要用GDH（gross domestic happiness，國內幸福毛額）來補充，甚至應取代GDP。說實在的，人們到底想要什麼？他們不想總是忙著生產，而是想要幸福快樂。生產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能夠為幸福提供物質基礎。但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一次又一次的調查中，哥斯大黎加人報告的生活滿意度，都遠高於新加坡人。而你是寧願當個生產力高、但不太開心的新加坡人，還是當生產力較低、但心滿意足的哥斯大黎加人？
我們最幸福？
可能就是這樣的邏輯，會推動人類把「幸福快樂」當作二十一世紀的第二主要目標。乍看之下，這項計畫似乎相對比較容易—畢竟饑荒、瘟疫和戰爭正逐漸絕跡，人類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和平與繁榮，預期壽命也顯著增加。有了這麼多，人們想必都很幸福快樂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