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應該是李登輝當了總統以後吧？每逢農曆春節大年初一，他便在三芝老家發紅包，以示親民。李登輝第一回發紅包時，轟動武林、驚動萬教。平常人跡罕至的三芝，排隊人潮綿延幾公里；電視新聞的鏡頭裡，排隊領到紅包的人，興奮不已，權威政治逝去，能夠親炙領袖風采，拿到領袖親自發送的紅包，真真是祖上有德、光耀門楣了！至於男主角李總統，更是笑得合不攏嘴，黨內鬥爭的紛紛擾擾，早就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也就從那時候起，有樣學樣，縣市首長、有意問鼎大位的政治人物，紛紛跟進，農曆新春，大年初一，各地方的政治首長、甚至是政黨的頭頭腦腦，就忙著發紅包，給選民拜年。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都不能免俗，彷彿只有這樣，才能彰顯民主風範，體現自個兒與民同樂的風采。
在咱們中國人的春節習俗裡，發紅包、給壓歲錢，通常是在除夕當晚，或大年初一拜年時，長輩賜給兒孫輩和族裡晚輩的｢福氣｣；也有兒女成家立業後，給父母、祖父母壓歲錢，以示孝道。無論如何，過年發紅包這檔子事，和民主政治的平權觀念，是格格不入的。政治領袖發紅包，有無前例？有的！至今仍是｢君主立憲｣政權，也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國家汶萊，新春期間，政府依例開放皇宮，讓人民排隊給國王拜年，國王接受群臣眾民拜年祝賀後，大撒紅包，以顯君威。汶萊國王此舉，實為家天下概念的最佳詮釋。
乾隆皇帝晚年，為了彰顯自個兒體恤百姓黎民，在紫禁城裡搞了個千叟宴。應乾隆皇帝之邀，出席千叟宴的，無非是精挑細選的退休官員和耄耋仕紳，說穿了，千叟宴不過就是封建時代的形式主義。民主時代，政治人物不知在公共政策上為民謀利，卻藉著大過年，勞師動眾發紅包，是民主時代的形式主義，更是一種媚俗的行徑。農曆春節，家人團聚，是一年裡頭最重要的節日，政治人物何苦動員大批特勤警力維安，盡搞這些媚俗的形式主義遊戲?大過年的，貴為國家領袖，難道就不能｢予民休憩｣，讓老百姓安靜歡喜過年?
台灣政治人物的媚俗，還有一樁便是印製春聯，送給選民張貼。儘管春聯下款署名的是政治人物的大名，但大夥兒心知肚明，政治人物多半不讀書，面目可憎，多半不練字，字如其人，少有端正者，所謂親自揮毫寫春聯，十之八九是找人代筆。
歷屆總統中，被台獨和媚日份子視為獨夫的蔣介石，毛筆字水平，在中國當代政治人物中，應可列入領先群。蔣介石長年用毛筆寫日記，字體挺拔，頗得黃(庭堅)柳(宗元)二體的精髓，而觀其字跡，亦可揣摩蔣下筆時的心境起伏。李登輝在公開場合，好像不曾見到他用毛筆題字。台北市政府大廈門楣上的「台北市政府」以及「李登輝」幾個字，勁拔工整，應該是他人代筆的。陳水扁的鋼筆字，歪歪斜斜，字如其人，遑論毛筆字了。馬英九的毛筆字，是練過的，媲美蔣介石，在國民黨第二代政治人物中，位居狀元，當無疑慮。蔡英文的毛筆字，猶如初習毛筆字的小學生所寫的，小英不知藏拙也就罷了，偏偏還有人誇稱蔡的毛筆字可以媲美王羲之，這已經不是諂媚兩字可以形容了，而是徹頭徹尾的無恥之尤！
走筆至此，讓我想起90年代，李鵬擔任總理掌大權時的一則軼聞。當時，北京流行一順口溜，稱作｢北京四醜｣，其中一醜便是「李鵬的匾」。蓋，李鵬字醜，偏偏愛到處題字，北京人嫌其題字礙眼，破壞市容，故將「李鵬的匾」列為四醜之一。其實，李鵬的字，勉強能夠入眼，以北京順口溜的標準觀之，台灣政治人物的春聯，大概都可列入｢台灣諸醜｣了！
仔細想想，媚俗，或許是民主政治的必然吧！ 不為別的，正是因為選民喜歡，也正因為選民健忘。喜歡政治人物施小惠，卻健忘於政治人物的刻薄無能。川普能登美國大總統寶座，不也是因為民主媚俗所致麼？
回頭玩味｢北京四醜｣順口溜，不禁慨然：中國一黨專政，人民尚且敢於言真，台灣自由民主，上焉者，多媚俗輩，下焉者，多諂媚無恥之徒，兩岸興衰，可以管窺矣！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