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一例一休是不急之務，與其改革欠缺彈性而讓勞資政府消費者全輸，不如從長計議。那年金改革就是當務之急，是馬政府時代所謂「懸崖邊緣」的改革，越早動手越好。蔡英文日昨配合年金改革國是會議，強調「愈早提出改革，能做的空間愈大」；總算從善如流，改正了她「改革自自冉冉」的牛步化效率。接下來最重要的，應是讓這次年金改革做為「社會正義」起點。
台灣社會在政黨真正輪替、改變昔日朝小野大格局後，轉型正義正式浮上檯面，如歷史傷痛的真相及和解、黨產追討、年金改革等。其中，歷史傷痛的真相及和解有待司法改革，黨產追討有待各政黨及全民共同關注追查（包括對司法怠惰鍥而不捨的監督），年金改革則關係「社會正義」。
什麼是「社會正義」？全球化時代少數人愈富而多數人愈貧（1％對99％或20％對80％），貧富極度懸殊，這是社會正義問題。少數特權族群領高所得替代率年金，多數勞工族群領低所得替代率年金，這是社會正義問題。嬰兒潮世代退休潮湧現，像海綿般吸乾所有經濟利益、留下巨額政府負債，未來世代面臨無退休金可領困局，這也是社會正義問題。
被譽為洛克《政府論》及密爾《論自由》之後最偉大自由民主主義經典的羅爾斯《正義論》，為社會結構設計了一套合理標準及原則，就是正義原則，以此來分配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對羅爾斯來說，社會正義問題就是分配公正問題。這個社會不該只是爭權奪利、滿足個人或總體最大慾望的功利社會，而該是互利互惠丶共同合作丶滿足總體中個人基本需求的契約社會。
既然是合作及互利互惠，它就必須在「保證公正」的前提下追求社會成員需求的滿足，亦即選擇和其他選擇的最壞結果相比是總體（即大家）最好的選擇；也就是在不平等不可避免下，給出身較低丶天賦較差者某種補償，讓「最少受惠者」能有「最小中的最大」滿足，類似台灣年金改革所渭的「地板」，任何人所領不能低於這個「地板」。相對的，在國家財政窘迫的情況下，退休前職業階層及收入較高者(除非他不必靠年金生活）所領，也不能高於一個「天花板」，以防過度掠奪及破壞正義（公正）原則。
在羅爾斯的社會正義中，權利（如個人生存權包含滿足基本需求之所得）是高於且優先於利益的；而權利的維護及確保必須有強制性，也就是社會通過國家行為來落實。當贊成年金改革的民意居於大多數，且民意通過選票選出贊成改革的執政黨，這個執政黨就有責任以國家行為來落實年金改革。而所有契約社會的成員，也不能不顧他人損失，只要求自己利益；因為你領的太多，就意味權利過度伸張，侵蝕或壓搾了別人權利，讓別人領比該領的更少或沒得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