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楊德昌、柯一正、張毅、陶德辰合力交出一部4段式電影《光陰的故事》,隔年再有侯孝賢、萬仁、曾壯翔各執導一段的《兒子的大玩偶》,開啟了台灣新浪潮電影的時代,揮別過往國片主流形式,以描繪市井小民生活的寫實風格,快速地撼動整個藝文界。
30多個年頭過去,侯孝賢《悲情城市》(1989)、蔡明亮《愛情萬歲》(1994)先後於威尼斯影展擒下金獅獎,楊德昌《一一》(2000)則獲坎城影展最佳導演,而在國際獎項外,更不知多少後輩受到啟發,爭先恐後地踏上電影路。
如今,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上映已過30年,楊德昌《一一》也將邁入20周年,從當年平地一聲雷,到如今經典不知凡幾,台灣新電影究竟在多少世人心底留下印記?從幾位亞洲影壇大導的回憶裡,或許可以略虧一二。
澎湖海島拍出了山西縣城 賈樟柯稱侯孝賢電影有「救命之恩」
來自中國山西的賈樟柯,曾以《三峽好人》獲金獅獎、於2014擔任坎城主競賽單元評審,更成為首度獲頒發金馬車獎(坎城影展之終身成就獎)的華人導演,是中國第6代導演中,創作力極為生猛的重要人物。
在賈樟柯的電影生涯裡,侯孝賢始終佔有一席之地。1989年,北京天安門事件,同一年,侯孝賢以二二八為命題的《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影展風光抱獎,當時賈樟柯仍在山西縣城準備高考,並在書報攤讀到了這則消息。
在賈樟柯所寫的《侯導,孝賢》中如此描述,當讀完《悲情城市》介紹裡二二八事件時,「一片殺氣已經上了我的脖頸。大陸上演的政治事件剛剛過去,海峽對岸的台灣卻已經將『二二八事件』搬上了銀幕。」悲情兩字迴盪於他的胸膛,就此讓他無法忘懷。
在侯孝賢所有電影中,《風櫃來的人》對賈樟柯影響尤甚。《風櫃來的人》於1983年上映,是侯導風格的轉型之作,遠赴澎湖,拍一群徬徨青年在小島漁村待不住,最後來到高雄闖蕩的故事。
賈樟柯初看此片時,連風櫃是不是櫃子都不知道,卻感到銀幕上出現的台灣青年,跟山西老家的朋友們際遇極為相似,他形容,這部電影對他有「救命之恩」,讓他認知到可以用自身生命觀點,作為電影主軸,而非只能拍電影學院盛行的主旋律、傳奇故事,並使得他在《小武》裡,首度嘗試以自己的觀點看世界。
後來賈樟柯靠著《小武》去到法國參加影展,終於遇上同樣來參展的侯孝賢,兩人從此結緣,而後賈樟柯苦惱《站台》劇本時,侯導則開導他,這是每個導演都要過的一關,讓他感到無比鎮定。
是枝裕和:沒有認識侯孝賢,我可能不會成為電影導演
日本導演是枝裕和擅長以寧靜的手法,訴說環繞於家庭的糾結,2018年,他以《小偷家族》摘下坎城最高榮耀金棕櫚,是日本繼1997年今村昌平的《鰻魚》後,再度抱回金棕櫚獎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