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電影掙得風光時，廖克發其實高興不太起來。
那是到台灣學電影後沒過幾年，他拍出第一部短片《鼠》，入圍了幾個國際影展，很是有藝術性；後來回到馬來西亞，他把片子放給家人看，場面卻安靜得叫人尷尬，有人似懂非懂地說「原來台灣學電影是這樣子」，最後大家默默把DVD收了起來。
那天半夜，廖克發在房間聽到樓下窸窸窣窣的，走下客廳，發現母親獨自坐在電視前，又把《鼠》拿出來看；她心裡滿是不解，為什麼兒子拍了一部得獎的片子，自己卻看不懂？
「我那時就開始在想，你到底想跟誰說話？你也可以拍很個人主義的，但這件事會不會讓你心痛？」在台灣已經待了13年，廖克發的口音被稀釋得淡了，或許是因為當過老師，他講話字句分明地連綿不絕，現在，他又想起多年前的那一天。
那一天讓他明白，心痛來自於家人的不了解，他開始體悟電影是種溫柔的語言，要說得讓人能懂，懂了以後能說點什麼，「就是你在不在乎這件事？有些人想走純藝術，有些人像我，就希望有在地性、地域性，你要找到你跟故事的關係。」
挖掘家族馬共歷史 想把故事講給下一代
來到2016年，他交出紀錄片《不即不離》，這是與家族互相理解、對話的一大步。
在廖克發的記憶裡，他的父親常常不在家，工作有一搭、沒一搭，兩人很少講話，更常爭吵，甚至動粗。曾經他總羨慕別人的童年，於是來到台灣後，自然更加疏遠，某日他驀然回首，才驚覺父子已經9年沒講過半句話。
這讓廖克發開始思索，為何自己的父親會是這樣？想著，他開始好奇父親怎麼跟自己的父親相處，才驚覺他對阿公的記憶一片空白，正如全家福照片裡缺席的空位。
拿起鏡頭後，他慢慢發現，原來在太平洋戰爭時，阿公為了對抗日軍，加入馬來西亞共產黨（下稱：馬共），但1945年日本投降後，馬共向英國殖民政府爭取獨立失敗，開始漫長的叢林游擊戰，阿公後來遭到英軍槍殺，當時父親只有幾個月大。
他這才理解，家族的噤聲是種求生，阿嬤為了保護家庭，只得裝作丈夫不存在，這個家裡，再沒人談過阿公，正如馬共在這個國家，仍是不可提起的禁忌。
不可言說的歷史是燙手題材，但廖克發處理得文火慢熟，這趟追尋是給下一代的溫柔寄語，要拍給他年幼的姪女看。
「這部片第一個觀眾就是她，她還沒上學，當然看不懂，但可以把整部片看完，會說『這是公公』、『這是姑姑』，我的目的就是要拍給她。」堅毅的表情溢出溫柔，他說像宮崎駿的電影，都是拍給孫子、孫女，拍電影太辛苦，要有個甜蜜的目標。
「你要拍給下一代人。有一天你也會有下一代，你要怎麼跟小朋友說以前祖先發生的事？如果課本沒有講，你要怎麼跟姪女說，你有個太公，我們來自馬來西亞，發生過這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