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狀況，讓台灣本土菁英剎那間在自己的土地上變成異鄉人……所有能看到的公文書都是中文，中間沒有任何過度轉闤的空間，對這些當時希望能獻身於台灣『祖國』的人會很大的挫折感……他們在這地方變成異鄉人，沒辦法參與官方主流活動社會，真的需要時間來適應。」曾建元說，爸爸直到70年後的現在中文還是講不太好，他最熟悉的還是日文。
「殖民枷鎖卸除後，誰都希望當自己的主人」糧荒、物價飛漲、威權統治 青年學生「一支布尺」組義勇軍對抗政府
更讓學生們難以接受的，是「自治」變成「威權」。曾建元說，那時台灣的大專院校本來是沒有點名制度的，校風非常自由，但國民政府來台後就要在大學推動「訓導制度」，一度引發反對訓導制度的抗爭，爸爸的同班同學甚至曾在走廊上跟訓導主任「狹路相逢」起衝突、用柔道把對方過肩摔了。
曾群芳當時就讀的台北高等商業學校也在沒有跟學生討論的情況下被改制、在預算考量上自動併入「台大法商學院」──自己讀的學校一夕間變台大，這事情在今日可能是羨煞眾人，然而當時的學生比起品牌更在乎民主程序，曾群芳與同學們曾經發起抗爭，台大法學院掛牌第一天那木牌就被同學簡潤胖拿斧頭砍了，簡也變成台大開張第一天就被開除的學生。
「我覺得這跟他們過去受殖民壓迫有關，有天殖民枷鎖卸除後，誰都希望當自己的主人……」曾建元說。再加上語言不通的摩擦、國民政府輸送米糧到中國引起的糧荒、物價飛漲等各種紛亂狀況，曾群芳一次次投入抗爭，也終於在二二八事件爆發時決定起來武裝革命了。
曾群芳參加的台北學生軍起義由已被廢止的台灣學生聯盟主席郭琇琮帶頭，成員只有幾十人，計畫是這樣的──先登上烏來山區找讓國軍聞風喪膽的「高砂義勇軍」支援作戰，下山後奪取國軍景美地區軍火庫，再到公館台大武裝找第一批學生加入，之後沿著羅斯福路到師大找人，再走到建中拿下鄰近軍醫院軍火庫並招人，之後走向西門把憲兵團攻下來，一路到當時位在長安西路的台北市政府（今台北當代藝術館），打下來，宣佈台灣解放，台灣人就自由了。
「這些學生，膽子真的很大。」曾建元笑。學生們的計畫很理想，沒想到中間出包了，出征當天雨下得極大，一群人也沒有通訊設備、只能靠腳踏車傳令，反觀國軍是有無線電跟手搖電話的，學生們光是下大雨騎腳踏車就想解散了。
步行登上烏來以後，學生們才知道傳說中的「高砂義勇軍」突然食言不出征了，對方說是因為出兵要殺豬祭天、學生們沒給經費，不打了──直到多年以後這事才真相大白，原來是烏來部落的勇士們翻山越嶺到桃園角板山請示當代代表、台灣省政府參議林瑞昌，林瑞昌直言國軍有現代化設備、原住民只有獵槍，打下去是「不知死活」、必定招致整個民族的滅亡，因此要烏來的勇士們想辦法敷衍掉學生，才有所謂「殺豬祭天」的推託之詞。再加上行政長官公署參謀總長柯遠芬早已知悉學生要集結的情資，早已埋入暗樁擾亂學生戰鬥意志，各種失利下，台北學生軍就此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