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歷經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究竟身處一個什麼樣的時代？事實上，自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開打，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這十年當中，台灣人民歷經了相當激烈的歷史變化。
中、日作為戰場上的敵對之軍，對台灣人而言，卻是交錯而來的兩個政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二次大戰結束，前一天台灣人叫作日本人，後一天台灣人得叫作中國人。戰前台灣人的國語是日語，戰後台灣人的國語是中文，一天之差，天旋地轉。戰後所迎接的「祖國」，在二戰結束的前一天，甚且還是敵國。當時的台灣人，要如何面對這樣的國家更替、語言斷裂，乃至認同的驟然轉變？
一九三七年日本政府開啟「皇民化運動」，一九四六年初國民政府發動「漢奸總檢舉」，兩個政權，都企圖重新校對台灣人的政治忠誠。日本擔心台灣人在戰場上傾向中國，要求台灣人改日本姓氏、棄母語說日文，以台灣人渴求的平等為誘餌，推行「同化」、「皇民化」；而戰後新臨的陳儀政府，則雷厲風行想要洗去台灣人身上的日本成分，再把台灣人「中國化」。
歷經二二八事件的人，是歷經兩個時代的人，兩種語言、兩種國旗、兩種身分認同，甚至兩種國家暴力，皆以無可迴避的壓力加諸在他們身上。
二次大戰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對台灣而言更是一場激烈無比的變化。身處戰前、戰後兩個不同的政權與文化，台灣人民如何自處？而往後開展出的歷史脈動，與對台灣主體的追求，又有多少是被這特殊的歷史經驗所擠壓出的結果。二二八事件，在國民政府來台一年多後爆發，某種程度留下台灣人在兩個時代中掙扎的面容。
漢奸總檢舉
二次大戰結束，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此時是否真如《民報》社長林茂生所說的：台灣人所身處的社會及國家，終於可以不再是對立的；台灣人的人格，也可以不再是分裂的？
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上任未久即發動「漢奸總檢舉」，這讓歷經戰時高壓、無法不聽命於日本政府的台灣人，顫慄不已。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不僅得對日本完糧納稅，甚至得赴戰區與日軍並肩作戰，若照此定義，台灣人不全成了漢奸？
南京國民政府在戰後，清理中日戰爭期間出賣國家利益的人，以漢奸罪論處。但台灣是日本殖民地，同樣的「漢奸罪」是否適用，引發極大爭議。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仍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到二十九日這兩週裡，舉行漢奸總檢舉，「望民眾儘量告發，過去日寇統治台灣時，所有御用漢奸之罪惡」，截至該月底共收到三三五件。
台灣人心惟危，到底當局是怎麼定義漢奸的？又是誰被逮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領袖林獻堂先生，日記裡留有政權轉換之際的折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