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裁「反對黨」及媒體領袖
在陳儀的密裁名單中，人數最多的就是政建協會成員，他們是戰後不折不扣的「反對黨」。從日本時代便參與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為追求自治，多人身陷牢獄。戰後他們的追求沒有不同，原擬組黨，但陳儀以訓政理念的「人民團體組織暫行辦法」加以箝制。
一九四七年元旦憲法通過，但陳儀卻自行決定台灣要到一九四九年才能縣市長民選，政建協會全面反彈。在米荒成為壓垮台灣的最後一根稻草時，他們重上街頭、步步進擊。
政建協會擁有一定的政治實力，在台北有四席議員（黃朝生、李仁貴、陳屋、張晴川），楊元丁更搶下灘頭堡，擔任基隆市議會副議長。
二二八事件發生，政建協會成為與陳儀商議改革的代表，也成為受難最深的團體。一方面是台北的四位議員，扮演處委會的要角，陳炘也以民眾代表身份加入。而這股起自日本時代，引領人民追尋民主自治的力量，在二二八時幾遭連根拔起，成員慘遭密裁、逮捕或被迫流亡海外。
黃朝生（1905-1947），是醫師，也是台北市參議員，早早力主台北市長民選，是政建協會常務理事及財務組長，投入之深，出錢出力。事件期間他天天在中山堂開會，要查看肇事凶手是否被羈押、要組治安隊、要派人去南京溝通，都找他。也因身為醫師，處委會的救護組組長也是他。而這樣一位為民先鋒的醫者政治家，政府在「正法」及死亡人名冊中，安他的「罪名」為：「要求當局無條件釋放人犯及解散警察大隊」，這是當時民意之所趨，但政府卻將人暗殺，至今不知遺體何在。
陳屋（1896-1947），日本時代重要工運領袖，政建協會理事、台北市參議員，被安上的罪名是：「謀議三十二條叛國議案，主張陸海空軍幹部主管應由本省人負擔」，這樣的努力與主張，竟遭密裁，流露出的仍是統治者想行軍事獨裁，視台灣人為被統治者的殖民意識。
李仁貴（1900-1947），台北市參議員、台北市商會理事、政建協會理事。陳儀安他的罪跡是：「提議將國軍武力完全解除，治安由偽處理委員會維持」。解除武裝言過其實，治安的部分則是與參謀總長柯遠芬協商的結果，但政府以暗殺對待之。
除政建協會的成員外，台北市參議員波及人數極多，死亡者四名、繫獄者七名，合計十一名，佔議員總數二十六名的百分之四十二。台北市參議會是二二八處委會的發源地，一舉一動都受公署監視，事後政府所列的「暴亂主謀名單」上，竟有十九名之多，若全遭逮捕，無異有四分之三的台北市參議員遭難。
其中同樣遭政府密裁的還有市參議員徐春卿，為何非置他於死地不可？陳儀親手寫他的罪跡是：「反對日產標售，組織日產租戶聯誼會，擴大反對政府措施。」日產標售，牽涉巨大利益，豈能毫無監督？徐春卿並起身反對政府奪走人民原有的權益，竟遭密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