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國」的顏面比人的生命更重要
日光之下無新事。正如劉紹華所說：看著武漢肺炎疫情的變化，一切太過熟悉了，從近年的薩斯、愛滋，到一九四九年後的麻風防疫，中央、地方政府與民眾的反應，如同書中的歷史不斷重演。中共政權沒有絲毫的進步，甚至沒有原地踏步，唯一的變化是以直線墜落的方式變得更壞——「矢口否認、疫情爆發、被迫承認、強迫且大規模隔離、汙名恐慌比傳染病蔓延得還要迅速、民生規劃缺乏、醫務人員被推到第一線卻無政策做後盾、眾人恐懼憤怒。然後呢，待疫情經過慌亂暴力但有些效果的隔離防疫手段而終漸消退後，一切又回到矢口否認如常的日常生活狀態，遺忘歷史、禁絕歷史……」
在疫情失控之際，中共還有餘力發起一場聲勢浩大的網路輿論戰。中共發動五毛瘋狂發佈冠狀病毒是美國對中國的細菌戰的假消息，卻不讓民眾知道一個最基本的事實：美方三度申請派遣頂級專家小組到武漢幫助控制疫情，卻被中國政府斷然拒絕。妖魔化美國，是將美國當作歐威爾所說的「公共污水溝」，如此才能讓這個遙遠的敵人承擔中國民眾的憤怒與怨恨。
無獨有偶，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一書中，劉紹華以「後帝國」的意識形態來分析中國一九四九年後的麻風防疫工作，她發現最關鍵的問題是，用大白話講就是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面子」，用政治術語來講就是中國面對心中之痛的「帝國」或「外侮」時的「主體性」。防疫的成功、失敗、手段、消音或選擇性榮耀，都因中國反帝反美的主體性心態主導，以致眾人主動或被動地配合國家「面子」而隱匿醜聞、反駁外界質疑、因人廢言、犧牲個人成就集體形象。早在上個世紀五零年代，中國就全盤否定此前西方教會所做的防治麻風病的事業，渲染美軍在韓戰中使用「細菌戰」，無不是為了達致此種目的。
劉紹華在《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的前言中寫道：「中國的防疫故事帶給世人什麼意義？這些不僅是醫療和公共衛生史的議題，更是政治社會史的提問。」她排除萬難，深入麻風病村做田野調查，她寫的是歷史，而歷史不是故紙堆，乃是打開未來之門的鑰匙——如果未能公開檢討防疫手段與歷史、未能放下面子障礙，起碼的代價就是下列關鍵字的惡性循環：否認、汙名、恐懼、持續無能、生靈塗炭。
不過，劉紹華所用的「後帝國」這一概念並不準確。尤其是中國進入習近平時代以後，已然成為「新帝國」。告別革命的中國並未告別帝國，國家主義成為至高無上的意識形態，是一種綜合納粹德國模式和蘇俄模式的極權主義乃至升級版的數位極權主義，中國比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帝國都要恐怖和危險——它的恐怖和危險甚至超過了人們想象力的極致，超過了好萊塢電影《星球大戰》中的那個權勢熏天的邪惡帝國。所以，與其說中國是「後帝國」，不如說中國是「新帝國」或「超級帝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