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勞動力與環境成本上升、分工更加精細化之後，系統整合的風險問題必然日益加大。但資訊透明與社會信任卻是黨國體制所無法容許之事。我們在中國鄉鎮進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研究時，就遇到每個鄉鎮政府無法取得隔壁鄉鎮愛滋病資料的問題，要搜集鎮與鎮之間的流動資訊是更上一級的政治單位才有的權力。這就是為何武漢肺炎傳播初期會有「愛國病毒」現象：已經傳到國外，卻不會發生在中國其他省份，因為其他省份根本不知道這回事。
武漢市要等中央拍板後，確診人數與死亡人數才迅速增加，但對疫情傳播的遏止為時已晚。官方在承認病毒會人傳人的同時，卻對流出武漢的五百多萬人到了哪裡全然緘默。十三億人齊卸甲，更無一人是男兒！不管是科學證據原則或是預警原則，中國政府的風險治理能力完全是低度發展國家的水準。
成功的公衛工作就是沒有問題產生，可是一旦沒有問題，人們就會覺得對公衛的經費投入是「浪費」了。中國的高速資本積累很大一部分來自節省這種「不必要的浪費」，現在則被迫付出代價。不只是旅遊團、製造業與內需的萎縮、金融風險的提高，而且全世界都把中國當成瘟疫，比起中美貿易戰，這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威信更是沉重的打擊。
停止自由行旅客意外助台防疫
過去許多人主張「統獨是假議題」，以為只要默認一中原則或想個通關密語，就可以貨出得去，人進得來，台灣發大財。現在世界各國紛紛撤僑的時候，台商卻因為一個中國原則，被迫滯留在祖國共赴國難，直到二月三日才得搭專機回台。另一方面，去年八月一日中國為了影響蔡英文選情，停止自由行旅客，現在看來反而讓台灣避開了重大的防疫成本。地震或疫病，中國都毫不手軟地在國際社會打壓台灣，對內對外再次彰顯了中共體制將政治考量凌駕人民生命安全。台灣的共同體認同則在這種一次次的打壓與風險輻射中確認其邊界。
＊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兼東南亞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