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地堆動自由化、國際化，可能沒有注意到一些細節，也會有一些瓶頸。整體來說，更開放的環境對國家是有利的，例如服務貿易協定，但是亦有一些團體會感受到損失，也就會產生抗爭。因為過去三十年的台灣，經歷了民主轉型，人民的草根力量慢慢崛起；因此無法想像三十年前會有大埔農地抗爭，也無法想像一篇《天下雜誌》的報導就能夠把大埔農地推翻，這正是時代的不同。
相對於大陸、新加坡、甚至韓國，台灣在效率和公平的取捨方面，面對的社會壓力不太一樣。所以台灣對「服務貿易協定」有如此大的抗爭，是新加坡不能想像的。
同樣一個問題，問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答案。有一則問題是：「What is your personal opinion about world food shortage？﹂」你對世界糧食短缺有什麼看法？）把問題問伊索匹亞人，他會回答你：「What is food？」；問美國人，他會回答：「What is shortage？」因為他們從來不知道短缺是什麼；把這問題問新加坡人，他們會回答：「What is personal opinion？」從來不知道有個人的意見。
所以新加坡在面對國際化時，就算遇到不公不義也不會有強烈反應，反之，台灣就會有強烈反應。
台灣的層級所得比（最有錢的前百分之五和最窮的末百分之五的所得），過去幾年惡化情形是19987年32倍、2005年55倍、2011年96倍。
百分之幾的層級所得比，事實上不重要，重要的是惡化趨勢極為明顯，從32、55、到96，是很不可思議的倍數，台灣的所得分配呈現絕對不均化，不能視而不見。
產業發展的迷思與國際化、自由化的迷信
與其說拼自由化、國際化，事實上是在拼效率，一些門檻、障礙、保護都要拿掉，可是就算市場開放完全競爭，有些東西卻是完全拼不了的。例如拼降稅，開曼群島叫做免稅天堂，台灣拿什麼拼？這是沒有意義的。
台灣的租稅負擔率已經降到百分之十二，2011年是十一˙九，去年是十二˙八到十二˙九，所以拼降稅又能怎麼樣？在台灣租稅負擔率百分之十二，日本、韓國分別是二十五、二十六，是台灣兩倍，但台灣的GDP還落在日、韓之後。
當所有成本、效率都在拼降低的時候，路就走已經走錯了。自由化、國際化真正的意義，是讓企業勇敢地面對挑戰，要企業拋棄「我不行，政府會救我」的倚賴。自由化、國際化是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開放後，產業不一定會發展，但如果不自由化、國際化，產業就不容易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