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置資料庫，協助地區檢察官進行內部檢討，並提供警方執法建議。犯罪策略組針對特定犯罪類型（槍枝 、竊盜、家暴、命案等），分析過往數據，建構統計數據庫與追蹤犯罪態樣歷年變化，定期提供地區檢察官評估報告。筆者曾分析舊金山資產沒收制度的運作，寫成內部報告，而最後地區檢察官以該報告為基礎，將資產沒收專組，合併至犯罪策略組，強化非毒品案件相關犯罪所得的沒收，並籌劃於辦公室增設犯罪資產調查員。
犯罪策略組至今成效不彰
犯罪策略組許多政策目前推動的結果，不是停頓不前，就是失敗收場。究其原因，首先，檢察官對於主動涉入偵查之意願非常低，認為與其花時間與被告或證人訪談仍無法獲得有用之資訊，倒不如被動等待警察偵辦至一定成果，再將案件呈報。且檢察官心態上多會認為，其職責乃起訴案件與法庭活動，在社會矚目的陪審團案件中獲勝，更是獲得組織關注的唯一方式，也因此常有檢察官私下戲稱，犯罪策略組僅是作為將來升遷的跳板。
第二，許多檢察官擔心，一旦手上的資訊越多，越可能違反「證據開示義務」。蓋根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檢察官就被告是否有罪或應否受處罰之認定，必須提供辯護人在檢察官掌握範圍內，對被告有利且具有重大性之證據；換言之，檢察官陷入一種「知道越多，越容易出錯」的窘境。
第三，社工與輔導員不願意配合社區檢察官。由於社工與輔導員長期站在第一線與社區犯罪高風險群體接觸，並逐漸建立起信任關係，因此經常能知悉警察所無法獲取的情報。雖然對社區檢察官而言，這些情報不僅深入，且具有即時性，乃有極高價值，但社工與輔導員多不願意提供檢察官全面資訊，蓋其擔心若將來服務對象被檢察官盯上，他們在社區辛苦建立的信賴關係就會瓦解。
第四，筆者在犯罪策略組常提出「垃圾進、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的觀念，強調如果使用的資訊有偏誤，無論有再好的分析工具，仍無法獲致正確的結果。而此問題在美國當前的檢警關係下，幾乎難以解決，蓋美國檢察官與警察並無上下隸屬關係，犯罪情資的來源取決於警方主動分享，警方實質上箝制檢察官辦公室能夠獲取的資訊，即便檢察官希望主動介入犯罪偵查，也無從著手。以舊金山為例，目前警方掌握的五大資料庫，僅有其中兩者與檢察官辦公室分享，而筆者從去年六月起，參與舊金山組織犯罪成員網絡的建置，分析模型早在八月間已建構完成，惟及至目前，警方仍不願意提供全面資訊。即便是學者稱為擁有「無限權力」的美國檢察官，在面對警察部門，也難免感到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