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臺灣學生太陽花運動以來，中國大陸輿論界對其高度關心。在傳媒和網路上都多有討論。有幾位被外界視為年高德劭的前輩傳媒人及學者（我就不好意思直稱其名了），竟然稱臺灣的學生為暴民，稱臺灣民主為壞民主。有的引用台灣部份媒體的說法說「這是臺灣民主最黑暗的一天」，有的稱「余英時恐共」，這些話語不論如何我都不能接受。
我認為這些人沒有搞明白在臺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服貿協議未經立院審議，是因為特殊的兩岸關係，不能依照國際締約作業。這涉及憲政層次及兩岸定位，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學生要求「立院逐條審議」的訴求當然無法表達及滿足。此種情境下，「合法」的抗爭不僅無效，而且是無意義的。佔領立院是行動，訴求則是監督行政。
批評學生的幾位先生們也都忽略了這次學運的重要性：這次學運與臺灣的未來生死攸關。自由市場與壟斷的半自由市場做貿易，只能有一個結果，對方利用你的自由，而你只能犧牲自己的自由。在和平發展的口號之下，蘊藏著「和平統一」的目標。臺灣的地位與價值可能會遭遇嚴重傷害，不可不察。在認知到此點之前，談運動本身的性質，是不著邊際的。
當然，這幾位先生們，年齡大都在花甲上下，在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上的大學，經歷過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畢業後都進入體制內單位，不是媒體評論員就是大學教師，對中共八十年代初的「改良」與「進步」深有體會。其中有的人曾經戮力支持過溫家寶的「改革」，對大陸政權的「政治改革」抱有相當信心。還提出各種路徑，試圖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每年提出一條新路，中間路線也，新公民也，建設反對也，諸如此類。但萬變不離其宗：避談極權。
基於對體制的依附和期待，他們對中國大陸真正的政治反對運動不瞭解也不介入，有的人公然說自己只寫時政及思想評論，「從不介入實際的政治運作」，卻在海外屢屢談及自己在大陸如何組織維權運動。他們把大陸的一些政治反對人士稱作「暴民」、「小共產黨」，﹂痞子翻身黨」等等，對公民社會一知半解，卻要在「臣民社會」裡主張行使「公民」的權利，往往顯得前後矛盾進退失據。
他們還強調要在法律框架下解決問題，司法改革先行，甚至在許多良心犯系獄之時，呼籲當局「依法審判」。他們對體制本身並不做太多的質疑，有的人還提出過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下進行政治改革。他們擔心現行秩序的任何變動，一切的政治主張都不曾涉及對政權的根本性質疑，更勿論反對。
他們還鼓吹過所謂「臺灣模式」，認為臺灣轉型之成功系于蔣經國一身，或者因為國民黨的寬容，才有臺灣的轉型。他們拿臺灣的文獻來斷章取義，為自己的威權轉型理論添加注腳，強調要「和平轉型」、「非暴力」、「不流血」等等，以為自己為中國開出一劑良方，只是當道者還在準備之中，萬事俱備，只欠中南海一個回眸。
基於這樣的認知，他們如此看待臺灣的學生運動就不難理解了。除了「暴民」、「違法」之外，就沒有其他論述了，進而推出臺灣的民主被學生們「踐踏」，感到悲痛云云。一方面他們對於兩岸關係、社會運動的基本常識瞭解不足，一方面，也對「臺灣模式」被「玷污」感到難過，有種被釜底抽薪的不安全感。我認為不是余英時恐共，而是恰恰是這樣的一批人在恐共。余杰在FB上說，這豈止是恐共，簡直是媚共。
＊作者為北京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