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像軍人一樣，不容怠忽職責，特別是在危難時期，板蕩識忠貞。社會局的同仁SARS期間早上七點半忙到晚上十一點，負責為自我管理者發送補助、照顧低收入戶和老弱、失能者，慰問亡者家屬，處理殯葬事宜和各種請託。我曾半夜三點接到死亡者家屬的電話，他沒有死亡證明，卻要求立即火化遺體，說是副市長同意，這位副市長自豪他任內是二十四小時電話服務。疫病期間我們的殯葬處是二十四小時開放，但火化遺體必須出具死亡證明，否則觸法。二十四小時接電話的副市長視公務員的服從守分為理所當然，萬華華昌國宅因內部管線傳送病毒，而清空所有住戶，但是在此據點服務的社工仍接獲命令徹夜守在空屋外面，只因為上級長官尚未下令撤退，我向上反映無效，因為這是「戰時」，不得抗命！
我和主祕到各據點探視同仁，為他們加油打氣，但沒有任何防護，也不知該如何自我防護，或會有什麼下場，我們會被近距離感染而成為新的統計數字嗎？到了和平醫院門口，兩人互相往對方身上胡亂噴灑一點藥用酒精便上場了，頗有點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壯情懷。數日後衛生局長進到院內慰問醫療同仁，全身穿上太空衣般的裝備，防護嚴實。由此可見，同為市府單位，資源和地位卻大不相同。但這位局長也因為國難時期，未能與同仁共甘苦，被認為太高調而受到媒體抨擊，頗為受傷。人們不看官員的品德、操守、能力，僅就表相論斷，偏偏媒體又在旁搧風點火。
台北市萬華區的兩家醫院、一棟國宅相繼淪陷。地緣相近，傳染途徑不明，弄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大家紛紛尋找源頭，冤有頭債有主，那怕代罪羔羊也好。萬華屬於老社區，區內龍山寺經常有信眾布施祭品，豐富的食物吸引遊民聚集。遊民們居無定所，常出入醫院，吹冷氣、上廁所，發展出自己的生活模式。媒體憑想像力把矛頭指向社會底層、居無定所的遊民，稱他們「不定時炸彈」，應當全部「集中管理」。電視名嘴說，沒有將遊民關起來是政府無能的表現。市府長官無法忍受指責，乃直接下令行動。邏輯不清，卻說得理直氣壯：「要犧牲三百位遊民，還是犧牲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一時之間，遊民變成了人民公敵，諷刺的是，被指定執行命令的竟然是在法律上有責任保護遊民的社會局。
一旦以為找到「元凶」，「集中安置遊民」立即成了所有媒體口徑一致的訴求。台灣媒體本來就不用功，這時更無人追究遊民和SARS的真正關聯。社會歧視趁此找到宣洩口，有人看到自己不喜歡、在街頭遊蕩的人就打電話到社會局，理直氣壯地要求我們「抓遊民」。集體恐懼感給了這些人掃除異己的正當性，他們自以為只要站在正義的一方，施暴於人便不需理由。台灣經歷了各式社會運動，人權口號朗朗上口，暴力卻從未止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