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春天，我以記者身分隨同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訪問南非。在約翰尼斯堡、普瑞托利亞、德班與開普敦等地採訪時，南非官方對台灣記者團的唯一警告是：絕不能進入黑人住宅區；因為那是種族隔離政策雷厲風行的年代。
1985年春天，我到美國讀書，每天看報看電視，幾乎都看得到有關南非的新聞。Apartheid(種族隔離)，Nelson Mandela(曼德拉)，以及disinvestment(撤資)這幾個英文字，也都是每天新聞標題的常用字。
60年代，反戰運動曾在美國大學校園風起雲湧；80年代，大學校園風起雲湧的運動則是反南非種族隔離運動。大學生援引反戰運動的模式，抗議學校當局投資與南非有生意往來的公司。他們要求釋放曼德拉以及所有政治犯，要求廢除種族隔離政策，當然，更要求大學從南非撤資，否則就如同資助暴政，如同在二戰時期支持殘殺無辜的納粹。
回頭去看這段歷史的「後見之明」是：那是種族隔離政策最暴虐的年代，白人政府肆意鎮壓殺戮，黑人反抗暴動全面擴大。那也是國際集體譴責並且制裁南非政府最強烈的年代，保守主義的雷根被迫加入有限制裁的陣營，連最初反對撤資的哈佛大學也不得不改變初衷。當然，那更是種族隔離逐步走向歷史盡頭的年代，一個「結束的開始」的年代。80年代最後一年的最後一個月，坐了27年牢的老政治犯曼德拉，與剛當總統才3個月的戴克拉克(der Klerk)見面，緊接著在一個多月後，曼德拉被無條件釋放；南非歷史從此改寫。
但改寫歷史是一條漫漫長路，國家轉型更是一條步步難行的坎坷崎嶇路。種族隔離政策實施了40多年(1948到1990)，就代表種族與種族之間對立並且仇恨了40多年。被關了27年的曼德拉會報復嗎？以革命起家的ANC(非洲國民議會)會報復嗎？被殺被刑求被剝奪基本權利但佔了南非總人口八成以上的黑人群眾會報復嗎？「報復」不但是南非白人內心的恐懼，也是國際社會的疑慮。
任何人都知道，如果報復是「後種族隔離」時代的序曲，南非的下一步必定將是血流成河的內戰。但結果所有人都猜錯了，甫出獄的曼德拉呼籲國家和解，讓南非轉型之路一錘定調。屠圖大主教主持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讓種族隔離政策的加害者與被害者都得到了集體治療；「寬恕但不忘記」，也重建並且保存了那個黑暗年代的歷史真相；多元種族的民主制度，不但讓少數白人持續保有政治利益，他們曾經擁有包括土地在內的經濟利益也未被褫奪。「後種族隔離」初期，暴力衝突雖仍不斷，但內戰卻未如預期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