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璁涉嫌違反集遊法的官司，雖因法官引用大法官718號解釋，而獲得勝訴，但718號解釋事實上是一項未完成的解釋。
之所以說它未完成，是因為這號解釋只宣告「緊急性集會遊行」仍須申請許可的法律條文違憲，卻並未宣告「常態性集會遊行」也須申請許可的法條違憲。亦即，大法官至今仍然主張集遊法的許可制並未牴觸憲法。換句話說，718號解釋或許挽救了一個人的一場官司，卻未挽救所有人依憲本來應有的基本權利。
集遊法自二十六年前（一九八八年）公布實施後，大法官迄今只做過兩次解釋，一是今年三月的718號解釋，另一是十六年前（一九九八年）的445號解釋。
445號解釋的重點之一，是大法官認為「許可制於偶發性集會遊行，殊無適用之餘地」，亦即，「偶發性集會遊行」須申請許可的法條違憲。由此可知，718號解釋其實只是445號解釋的補充解釋，並非變更解釋。做出這兩項解釋的大法官，雖然是完全不同的兩群大法官，但他們的憲法判斷卻一脈相承，也都採取「鋸箭式」的解釋方法，鋸掉了緊急性與偶發性集遊須許可的箭身，卻未挖掉集遊法許可制深埋憲政民主體內的箭頭。
一般來說，大法官釋憲通常都奉遵循先例為法定原則，他們必須壓抑推翻先例的誘惑，以免危及判例的穩定性。但如果先例在憲法上明顯錯誤，也落後於時代發展，更對社會有害無益，大法官卻必須要有推翻先例的勇氣。美國現任大法官布雷耶（Stephen Breyer），雖然一向以判決遵循先例著稱，但他也認為「遵循先例的原則不能機械式適用，或者生搬硬套」。
718號解釋與445號解釋的關係，就是大法官遵循先例的一個例證。但445號解釋刻意迴避許可制是否違憲的問題，已有明顯憲法上的錯誤；而且近幾年的社運集遊形態，已完全不同於十六年前445號解釋的時代背景，剝奪人民憲法基本權利的許可制，如果仍然像緊箍咒一樣套在人民頭上，不但有損憲政民主的持續進步，也有礙公民社會的成熟發展，大法官又何必拘泥於遵循先例原則，不敢變更或推翻445號解釋？
再從政治角度來看。行政院曾於二００八年與二０一二年，兩度提出集遊法修正草案，其中都將集遊法的許可制改為報備制。總統府也在二０一二年公布「國家人權報告書」，回應兩公約的實施，主張集遊法的許可制應改為報備制。可見一向保守的行政權，現在也贊成以報備制取代許可制。
另外在立法權方面，民進黨與台聯立委也在二０一二年，分別提出集遊法修正草案，同樣都主張刪除許可制規定。
也就是說，在政治社會中的行政與立法兩權，不分朝野，都有廢除許可制的共識。而在民間社會中，不論是學者或社運團體，二十多年來聲討許可制的呼聲，更從未間斷。但718號解釋，卻如李震山大法官所形容「仍堅持獨立於『政治之外』行使職權，千山我獨行」，「在無堅強憲法立論下，仍堅持許可制的信念，一夫當關地站在『國家人權報告』的對立面」。可見代表司法權的大法官，比行政與立法兩權還更保守。也難怪有六位大法官針對718號解釋的多數意見，提出不同意見書，而且不同意見竟然強烈到出現這樣的文字：「違憲審查於此時欲凸顯『憲法政治潔癖』，恐怕是表錯情的成分居多」。
但司法權未完成的解釋，立法與行政兩權能聯手接棒完成嗎？不同版本的集遊法修正草案在立法院躺了兩年不見動靜，讓人不敢樂觀；但李明璁官司的判決，卻是一個「機不可失，失不再來」（now or never）的關鍵時刻，司法已經應為卻消極不作為，立法與行政絕不能再不積極有所作為，否則，三權懈怠，成何憲政民主？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