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醫學領域享有極高聲譽的雜誌《刺胳針》（The Lancet）2月17日刊登社評《2019年新冠肺炎挑戰》（Challenges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這篇簡短卻態度鮮明的評論指出，不負責任的謠言是如何渲染恐慌氛圍並干擾醫務人員的努力，同時它還直接肯定了大陸政府在控制和消滅疫情以及應對謠言時所表現的積極姿態。《刺胳針》說，：「大量的病例，正考驗中國大陸的衛生系統。然而，中國能夠在幾天內為受影響的病人建造一所醫院。沒有其他國家能以這樣的速度調動資源和人力……」
儘管《刺胳針》是歷史悠久的西方醫學期刊，但乍看這一評論，相信台灣社會第一個反應，就是「又吹捧，收多少人民幣了」？這是現在疫情之下輿論的正常情緒，但《刺胳針》之所以這樣說也並非毫無根據。在看待此次疫情時，不能僅憑情緒，而沒有理性分析，這對疫情的檢討並無幫助。《刺胳針》內對於中國大陸防控疫情的成效，並非美化大陸官方，掩蓋其官僚系統在新冠肺炎於2019年12月（甚至更早之前）剛剛萌生時所表現出來的不負責任以及在隨後的應對階段中的無能、低效和顢頇昏聵。作為執政黨的中共，在當下的緊要關頭匆匆撤換了湖北省和這次疫情發源地武漢市的最高負責人蔣超良（原湖北省委書記）和馬國強（原武漢市委書記），並重新「空降」和「外調」各種力量「幫助」湖北度過難關，已經「承認」了這一點。
只是必須肯定的是，這些下台的官員並不僅出現於湖北和武漢。人們追問，如果今天新冠肺炎不是肇端於湖北而是在其他省份，當地官員的處置和應對會有所不同嗎？
正如世界衛生組織（WHO）所警告，一場如此規模的瘟疫，在先進國家或許可以因為醫療衛生條件和應急機制的完善而從容應對，但瘟疫考驗的，往往是那些脆弱的、醫療衛生條件並不完善的開發中國家。對他們來說，因應類似緊急公共危機，更不容易。在醫療條件匱乏的背景下，整個國家機器都可能會成為決定整場戰爭的關鍵，因而面臨崩潰的壓力。
「中國模式」之兩面性
大陸地方政府此次從涉嫌瞞報錯過黃金時間，到對外釋放錯誤訊號麻痺民眾，正體現了高度中央集權的威權體制中，國家整個官僚體系在面對突發危機時的無能。事實上，從歷史看，這或許是中國自建立高度中央集權的王朝後便一直延續下來的「文化基因」：自上而下的權力指令從來不缺，地方對中央脆弱的反饋機制卻一直不充分。這種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係，使地方政府在因應災難時往往慌了手腳，直到中央直接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