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一「中國特色」也正如《刺胳針》所言，在關鍵時刻仍展示了它的優勢，顯示出它的兩面性。事實上，高度中央集權的威權體制甚至專制體制，儘管脆弱、易被誤導，它卻是中國歷代王朝強化中央權威、擺脫地方割據尾大不掉乃至進行重大公共工程和應對集體危機的唯一方式，尤其是在「戰時狀態」下。
因此，在疫情下可發現大陸內部一種有趣的輿論現象：一開始的瞞報、媒體在其中的監督缺失，讓輿情前所未有地兇猛。但在十多天內迅速建好的醫院和臨時隔離所，以及各省物流物資的運送等，卻得到「還是中國有效率」的輿論稱讚。除了湖北情況較特殊、部分地區需要物資分配之外，其餘各省並沒有發生搶購民生物資的情況，物資普遍充足，物價漲幅亦有限，更沒有出現那種莫名的「搶衛生紙狂潮」。
也就是說，大陸社會一方面痛罵著「體制之下」的臭毛病，一方面卻又稱讚「我們政府還是有效率」——這就是大陸體制在疫情之下，體現出來最有趣、也使人民心情矛盾的「兩面性」。其實，西方看待中國大陸何嘗不是如此？一面痛批它專制，一面又不斷研究「為何能在短時間內迅速脫貧、成為第二大經濟體」。
「兩面性」成因剖析
「兩面性」的形成，主要有幾個因素。首先，儘管整個大陸官僚體制龐大複雜，甚至存在各種各樣的內部矛盾，上下層級間的博弈也一直存在，但毫無疑問地，在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體系和「政治掛帥」的價值下，其政策執行力之有效，是其他政體難以比擬，尤其是在非常時期。
比如此次疫情，大陸官方可以同時讓14億人幾乎處於一種時間暫停的狀態下，然後按照既定的步驟，逐一按照統一標準辨別現實的和潛在的風險，即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然後按照中央指示，進行大規模排查。這是一項驚人的系統工程。新任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上任後，一聲令下，當地政府透過各種其「網格化」的社區管理和充實後的力量，不計任何成本地在3天時間內完成了武漢900多萬現有居民每個人的排查、甄別和分類收治，納入到全國性的聯防聯控體系中。
其二，比起其他國家，大陸中央可以依靠自身權威（或稱為專制），在認為必要的情況下為了整體利益而強制和動員（所謂捨小我保大家），共同因應危機。最具體的事例是，國家衛健委在短時間內統籌動員了全大陸19個省份對口支援湖北省武漢以外的16個市、州，千人醫療隊一支支開赴湖北。
事實上，中央調度、前往地方的「對口支援」是中共乃至中國歷代傳統的國家治理手段。自中共建政後，大陸曾經在支援邊疆建設、「上山下鄉」中採取過這種動作，至1979年更制定為「國家政策」。1980年代，因改革開放所造成的地區發展差距逐漸擴大，大陸中央在更大規模運用對口支援，在各省區提供官員交流、支教、支農、支醫等政策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