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俊宏說，他受過刑求之後才瞭解為何資深的政治犯謝聰敏說，「如果要我重新選擇，我寧可選擇警備總部，讓他們把我的筋骨打斷。我不要選擇調查局，把我生命毀掉。」張俊宏的感觸是，「打斷筋骨是一時的，毀掉你的尊嚴和生命是一世的。」他說：
我是坐牢前受過最多前置教育的一個。我接觸的政治犯最多，接受他們的教育……所以在偵訊時期脫線最少……在牢中極度饑渴之中，稍露誘餌，那是真正的迷人……處在那個孤單、寂寞，一切都絕望，跟外界完全隔絕的環境裡……你會幻想偵訊人員的欺騙會實現，也許明天就送我回去，我可以擁有我的家，小女兒讓我抱，還可以到省議會去質詢。一千個絕無可能。可是我仍然懷著一個不可能的希望。
心靈的摧殘難以忍受，肉體的痛楚同樣令人驚懼。被逮捕的民主運動者，許多人除了睡眠被剝奪，肉體也遭受嚴厲的傷害。
蔡有全回憶，一被送進調查站，「他們就問：『是不是民主鬥士？』我不回答，他們就開始打我。一組六人，共有兩組。」「偵訊二十多天，我被打得全身都受不了。那時感冒又咳嗽，稍微咳嗽整個胸部就像要裂開。臉上則是被打得烏青血腫，沒有一處完好。」
所有被逮捕的美麗島人士當中，紀萬生老師或許被毆打得最嚴重。他原本是南投埔里中學的國文老師，因為屢被安全人員騷擾，乾脆辭去教職，蓋房子販售以維持生計，同時也專心投入民主運動。所有被逮捕的人在前一天就受到緊密監控，他太太準備了五萬元給他逃亡之用。可是他並沒有逃亡。他說因為他當時想到譚嗣同。清末戊戌政變失敗後梁啟超要譚嗣同逃跑，譚嗣同不願逃，說改革需要有人流血，後來果然被砍頭。
可以對人類同胞做出如此殘忍行為的人，到底是怎樣的一群人？他們刑求同胞之後回到家裡，如何面對自己的孩子和妻子？對人性悲觀的人認為，每一個人，或至少許多人，內心都有著殘酷的因子。「在人類的內心深處，存在著凌辱、虐待、傷害、及殘殺人類的衝動。」他們的職務剛好讓這些衝動獲得發洩的機會。
有人則以阿根廷「骯髒戰爭」期間的大量逮捕和刑求為例，指出：殘酷的刑求行為的驅動力不是人性，而是社會和政治情境。政治因素是意識形態。由於軍隊、警察、情治人員被灌輸的意識形態，讓他們認為刑求敵人是在為國家服務。情治人員在刑求美麗島人士時的語言和態度，也顯示他們認為所刑求、所傷害的對象，都是臺獨分子、都是黨國的敵人。
引導刑求行為的另一個因素則是社會支持。在「骯髒戰爭」期間，刑求者發現不只他們的上級鼓勵他們，甚至司法界、醫療界、媒體和宗教界都支持他們。阿根廷軍方的教士在宣道的時候說，「和游擊隊的戰爭是為了阿根廷共和國，是在保衛道德和人類的尊嚴，最終則是在保衛上帝。」負責將大學生人犯丟到大海裡的飛行員，每次任務結束之後都從神父獲得良心的安慰。有一位刑求者向神父告解，問神父他是否做了錯誤的行為。神父回答說，「如果你為了醫治病人必須動手術加以截肢，你就不應該介意病人的外表。」當時臺灣的學者、新聞記者們對美麗島事件的撻伐，或許也為刑求者提供了堅強的社會支持，讓他們無愧於心地去刑求這些叛徒。
不久之後，所有被逮捕的民主運動人士在心靈和肉體都尚未完全恢復的情況下，被送上了法庭，接受另一個考驗。
＊作者為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退休研究員，著有《自由的挫敗：臺灣第一波民主運動的故事》（原《百年追求》卷二），獲2014年臺北國際書展非文學類首獎、2013年開卷中文創作類年度十大好書、亞洲週刊年度十大好書等。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臺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春山出版）第七章〈俘虜、刑求、自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