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院副院長人事案，甫在國民黨立委全數退席下勉強通過，監委被提名人關於監察院是「廢物利用」的發言，再引發在野黨要求蔡總統退回監委名單，雖然補提名，但府方發言人重申「廢監察院是民進黨一貫修憲主張，立場並無改變」，言下之意是礙於尚未修憲，只好勉為其難讓考、監二院繼續運作。
由於攸關國家體制健全，且考、監獨立是五權憲法的重要特徵之一，這令我們不禁思考：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真的是想當然耳的標準答案嗎？抑或是，有效的分權制衡，其實有更為根本的體制架構需要建立？
台灣社會面臨民主的困局，民進黨的直觀想法是歸咎現行的五權憲法，要廢除考、監二院，可能是對其功能不彰的反彈，亦可能是做為批判現行體制的投射，以三權分立為預設解答，設想從此問題便可解決。但，真是如此嗎？我們回溯分權制衡思想的歷史，可以有更深一層的體會。
從歷史上來看，分權制衡的制度架構是確保政治權力不至於過度集中、導致腐化的政治智慧。可能是人民的集體意志推動而成；也可能是一個社會內部各種勢力長期間衝突、妥協、自然演變而形成；也可能是王朝或國家創立團隊記取前人的崩潰教訓、參酌政治理論，所刻意設計建構而成。目標都是在追求政權的長久綿延，這並不是民主特有的產物，歷史上不同政體也進行過多種分權設計的探索，分權制衡思想有其自身的起源與演變，與各種主權歸屬的政體形式並無必然連帶關係。
分權設計的核心，便是圍繞在主權擁有者與社會中分化出的其他政治勢力之間展開。主權（Sovereignty）一詞是由法國思想家博丹於西元1576年所提出，可能是目睹當時法國因新教改革而爆發宗教內戰，設想擺脫羅馬教廷的神權干涉，他定義主權是「在臣民之上，不受法律節制的最高權力」，主張由君王總攬主權，只對上帝的旨意與自然法負責，本質上，博丹主權概念的初始內涵是君權，是君權神授、對抗神權思想的一種表述。
西元1682年，英格蘭哲學家洛克提出主權應歸屬於議會而非君主，議會以立法權體現主權，君主則以執政權執行主權，自此延伸出他的分權制衡主張，亦即政府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外交結盟權三種權力分立，相互制衡。但在此之上，人民的集體意志才是最終的判準，「一旦立法機關違背人民的意願時，人民就應該收回委託給議會的權力」。
西元1762年，法國哲學家盧梭在其「社會契約論」中則明確地提出主權在民，主張唯有全體人民才能正當行使主權。
主權的內涵經過多次置換，從君權到議會（當時多為貴族）、再轉換為民權。而如今，人們談論主權概念時，則多語焉不詳，人民主權與抽象化的國家主權糾纏不清，並時常與國家對內的管轄權相混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