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對外的高牆愈築愈高，最後只會走向自我孤立。因為瘟疫，我們築了太多圍牆，卻疏於搭建橋樑，但瘟疫終究會過去，互動會回到常軌，在圍牆之間，應及早尋找出搭建橋樑的空間。
台灣基進立委陳柏惟高舉「專制共產禁用民主健保」標語，主張檢討某些陸配與他們子女的居留資格，使其無法加入健保。武漢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下，台灣為求自保的「防疫優先」政策，似乎滑向認同政治及興建圍牆的恐慌症。
疫情爆發之初，行政院長蘇貞昌砌起第一道牆，宣布口罩禁止出口政策，理由是「救人得先自救」。批評這項政策的藝人范瑋琪遭網民圍剿，慈濟捐贈醫療物資到中國也被批評。當武漢台灣人滯留中國，醫護界築起第二道牆，有人強調「公衛體系的承受量有限」，質疑近千人占用國內醫療資源。滯留對岸的陸配子女返台遙遙無期，陸委會臉書「小明的故事」遭網路霸凌，甚至網友批評「防疫守得那麼辛苦，為何要接回病毒？」最後由衛福部長陳時中拍板說「選擇了國籍就要自己承擔」，搭建了第三道牆。
最近綠營立委主張要在健保制度建第四道牆。從民進黨立委林俊憲主張限縮台商與陸配子女的健保權益，到陳柏惟極端推論說：「要讓二千三百萬人繳的健保，擴張成十四億人可以用嗎？」利用認同來限制返台權利與就醫權益。
這場人性與防疫的拔河中，台灣選擇的「防疫優先」不對外伸出援手，無限上綱到仇視中國與煽動族群認同，從官方到民間接力築起高牆自保。台灣民眾要慶幸冠狀病毒疫情爆發地不是在台灣，否則也沒外人伸援手。
這不禁令人懷念起副總統陳建仁曾談到擔任衛生署長的抗煞感受：「面對任何疾病剛發生時，人們彼此猜疑、疏離、苛責、汙名化，後來經大家共同努力，大家轉而彼此同情、感恩、反省及自我奉獻，才是最後戰勝任何疾病最有利的武器。」
如卡繆小說《瘟疫》中那位來自巴黎的記者藍伯，認為自己被困是無辜的，他只是偶然來此的外地人。又因日日夜夜思念他的妻子，於是千方百計地申請離城，不成後再想辦法偷渡，這樣奔波了好幾個月才得到機會。然而，在臨行的前一天，他決定留下來城內幫忙防疫。
當人類受到死亡威脅、公益與私利衝突時，每個人都有選擇自由，但也要相對付出代價。高牆愈築愈高，最後只會走向自我孤立。因為瘟疫，我們築了太多圍牆，卻疏於搭建橋樑，但瘟疫終究會過去，互動將會回到常軌。在圍牆之間，應及早尋找出搭建橋樑之道。
＊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722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