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滿二十五年的健保既是一種健康風險分攤的機制，也是公民身分的重要元素。它的資格賦予不單單是中華民國國民，也應該是長期居住在台灣，跟我們有健康風險連帶的成員。
武漢肺炎的爆發明顯地標誌出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健康風險共同體。對這個明顯的區分，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認為是民進黨政府「企圖利用疫情煽動台獨意識，完全暴露了以疫謀獨的陰謀」。
中國政府凡事政治掛帥，這種政治語言是常態，但在「防疫」與「台獨」的連結上，這個判斷卻是正確的。不過把它想成民進黨的圖謀，則是過分誇大了民進黨在這件事情的影響力。
社會保險標誌現代福利國家起飛
台灣政學界談到社會福利體制，總是推崇北歐國家的社會民主體制（social democratic regime）。
但是北歐模式的創立得力於戰後高速的經濟發展，凱因斯（John M. Keynes）的國家導引發展模式，以及國內紅綠政治聯盟，才能建立一個涵蓋率普遍與給付優厚的社會權制度。六十年來沒有其他國家可以複製這個模式，顯然這是在諸多歷史條件匯聚下才成功的制度。
真正成為世界主流的社會福利制度是社會保險。從一八八三年在德國被制度化之後，一百多年來在世界各地被擴散，國際著名的福利學者斯坦．庫恩勒（Stein Kuhnle）就說：「社會保險的出現標誌著現代福利國家的起飛。」
社會保險之所以能夠成為主流社會安全制度，是因為它有兩個特性：
第一、它提供風險分攤的功能，能夠集眾人之力，把個人生活中遭遇的巨大風險，轉化成社會集體能夠分攤的代價。台灣的健保正是充分發揮這種風險分攤功能，才大大地改善弱勢群體的「醫療近用權」（access to medical resources），同時還減少政府的財務負擔。
第二、社會保險在繳費與給付之間具有一種制度的彈性，如果給付水準與繳費完全對價，那就變成商業保險；如果給付優厚，保費為零（由稅收支出），那其實就是北歐模式。因為可以在市場與國家兩端游移，所以每個政府都可以依照自己的稅收條件、發展需要，甚至於職業偏好來進行各種繳費與給付之間的方案調整。
因此，社會保險制度是一種精密的經國之術（statecraft），通過財務、人口、疾病盛行率等精算，達到用最低的成本購買到需要的社會安全措施，以維持統治權力的正當性。在良好的治理之下，社會保險不但可以是資本積累最有效率的調控手段，它甚至可以促進社會團結，讓不同階級的人認為國家存在的目的是人民的福祉，從而將階級認同轉化為對國家的認同與忠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