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2月25日，中國大陸一家法院判處瑞典籍香港書商桂民海10年徒刑入獄，桂民海因出版關於中共領導人醜聞的書籍，於2015年從泰國被綁架。中國當局顯然強迫他放棄了他的瑞典國籍，雖然瑞典對這個國籍改變還未予承認，此舉將使他失去一系列司法保護，並為其他在中國被捕的外國人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
另一例是2月28日在香港對媒體大亨黎智英的逮捕，藉口是他參加了六個多月前的一次抗議，以及2017年對一名記者的無禮評論。黎智英被北京盯上已有多年，但選擇這個時間對他實施可疑的司法逮捕，似乎是與這場因武漢肺炎爆發引發的（中共）政治合法性有關。另外兩名資深民主人士亦於同日被捕。當局可能是在利用此次非同尋常的瘟疫情勢，來採取在正常狀況下不太願意去實施的激進措施。
在中國國內，司法系統繼續將對其他維權人士的迫害政治化，譬如針對廣西省維權律師覃永沛(Qin Yongpei)和「反歧視」倡議者程淵的打壓。3月3日，程淵的妻子在網上貼了一則呼籲釋放她丈夫及其兩位同事的影片（video）後，警方對她進行了騷擾。二月底，楊旭彬因表達對香港抗議者的支持，而在廣東被判刑九個月。
另一起更有名的案子是關於維權律師許志永，他自去年12月就在躲避當局的追捕，2月15日，在他參加一個與其他維權人士的晚餐時，在廣東省被捕。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對他的大力搜捕，可能是由於他最近在推特和部落格平台上發表的言論，其中包括一封諷刺性的信，信中提到因為應對武漢肺炎處理失當，呼籲主席習近平下台。有意思的是，據報導當警察來到許志永借住的朋友家時，聲稱是來檢測居民體溫。這次行動中，許志永和他的餐敘朋友們以政治名義被拘留。3月7日，徐的家人獲悉，他被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是近年來對眾多維權人士提出的嚴厲判決。
所有人都受害
儘管不是有意的加劇事態嚴重性，中共當局的打壓所造成的傷害，正在因這場瘟疫而被放大。譬如，被囚禁的人權律師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不被允許帶孩子到山東去看他的父親，警方也不許他們視訊通話。同時，據報道在湖北、山東和浙江的幾所監獄裡，也爆發了疫情，包括那些關押宗教和政治犯的場所。許多觀察家提到，瘟疫有可能在裡面擴散傳播，對數十萬被關押在新疆集中營的維族人士來說，將是一場災難。
此外，如同身在武漢及武漢之外遭受疫情之苦的人們一樣，在這期間中共政治打壓的受害者將受到若干年的影響，不論是因為長期監禁丟掉謀生飯碗，或是因在監禁中被虐待而導致的健康問題。
諷刺的是，中共不得不對打壓的行為付出代價。過去一個半月中，高度的審查和荒腔走板的宣傳已經弱化了該政權在民眾眼中的公信力，促使人們翻過防火牆或用其它方法繞過審查。對桂民海的虐待，不僅招來了瑞典的譴責，也導致了歐盟和美國的譴責。黎智英(Jimmy Lai)被捕後數日，香港又出現疫情爆發以來的第一波抗議，港人的憤怒已經超越了他們對傳染病的恐懼。
未來數月，中國當局可能仍將政治打壓放在首位。武漢冠狀病毒的爆發──可以說比在過去十年中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嚴重──已經動搖了中共的合法性，威脅了六四天安門後的社會契約，那就是人們可以接受犧牲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以換取安全和漸近繁榮。這使得像許志永這些人所傳達的信息得到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的響應，因此這對習近平是更具危險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