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大局難挽，李宗仁於1949年12月初，自廣西桂林經香港飛赴美國養病，中華民國暫時成了一個沒有國家元首的國家。1950年2月初，李宗仁知會台北，他因健康因素而決定繼續留在美國，事實上，他根本無意飛返台灣這塊已由蔣介石勢力掌控的島嶼。蔣此時已決定「復行視事」，重登總統之位，這讓太平洋另一端的李宗仁及其桂系追隨者，痛斥蔣為「非法」、「叛國」，甚至無異於發動一場「政變」。李宗仁曾試圖取回他身為中華民國代總統的權力正當性；2月下旬，他透過桂系要員甘介侯在華府的運作，爭取到與杜魯門總統、國務卿艾奇遜及國防部長詹森的一場午宴。3月2日，李宗仁在白宮對面的布萊爾國賓館（Blair House），以杜魯門總統「貴賓」的身分，接受其午宴款待，而在太平洋彼岸的台北，剛恢復總統職位的蔣介石與其夫人宋美齡，則站在總統府的陽台上，接受廣場前十萬名聚集慶祝民眾的熱情歡呼，一時之間，究竟誰才是真正代表中華民國，頗有錯亂之感。
嚴格而論，在此一中華民國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華府對中國極為含糊與矛盾的政策，不但讓幾乎覆頂的國民黨領導階層感到迷惘，同時也讓當時派駐第一線的美國外交人員們極度困惑。時任美國駐台北大使館經濟參事的馬丁（Edward Martin）曾憶及，他與當時派駐台北的其他同僚，常常被華府的對台政策搞得相當糊塗，大家都不清楚應該怎麼做，更對華府行政當局未能給予明確的指示與信息，感到挫折與不滿。在蔣介石復行視事前夕，利用包括暗殺或發動軍事政變在內等激烈手段設法將蔣除掉，似乎曾被美方列為選項之一；據蔣介石個人記述，當時英國政府與華府情報機構雙方曾研擬一個把他趕出台灣的方案，一位身分不詳的英國人，找上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顧維鈞，勸他說服蔣介石儘早將政權交予3位人士（顧維鈞拒絕向蔣氏父子透露此3人的名字），從此遠離台灣。若蔣介石願意自我放逐，他將可以得到一艘價值4百萬美元的豪華遊輪作為報酬。隔天，此位神祕英籍人士邀請顧維鈞與隨後接掌中央情報局的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午宴，在午餐時彼此雖未進一步討論蔣介石離開台灣之事，但顧維鈞深信，華府的情報圈對此一祕密提議，必定瞭若指掌。
蔣介石復職之後，與此時依然備受美方寵愛的孫立人相形之下，威脅性較小一些的陳誠，被委以行政院長一職，此一任命案，也不無可能是用來制衡當時同樣獲得美國人支持的省主席吳國楨，不出所料，陳誠出任行政院長之後，兩位前後任省主席之間的心結馬上浮現，吳國楨甚至數次揚言不惜辭去省主席的職位。儘管台灣省政府掌握當時台灣島內90%以上的行政資源，然而憲法明文規定省主席聽命於行政院長，這對向來自信滿滿且認為已經獲得美方背書支持的吳國楨而言，根本不可能服氣。陳、吳兩人的緊張關係，排除個人或情緒因素，不無反映出「中華民國在台灣」、黨國體制植於台灣此一轉變過程中，所帶來的「制度性」緊張與荒謬：國民黨政府中樞遷往台灣，意味著一個基本上只剩下空殼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被強迫加諸在當時遠比中樞規模更大，運作良好，有骨有肉的在地台灣省政府之上；而排除當時由粵系所掌控的海南島不論，鑒於台灣省幾乎等同於中華民國領土的絕大部分，屬於中央的行政院長與屬於地方的台灣省主席之間的職權，在各方面必然出現嚴重的重疊與衝突，雙方環繞在爭奪與分配稅收等重要資源而展開激烈的權力競爭，一點也不令人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