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知識經濟、創新經濟時代，前述「給定生產技術」的假設就不再成立了。以電腦為例，我們從桌上型、手提、面版，到現在捷運上人手一機的智慧型裝置，短短七、八年間，真不知經歷了多少產品世代、軟硬體技術、規格改變，哪裡有「給定生產技術」可言？而目前的智慧手機看似無所不能，但是對於許多日常功能（例如健康、物聯、節能）等，又太過複雜，像是過度設計（over design)，誰知道將來又要出現什麼樣簡單的產品革命？如此快速更新的科技，用科學哲學的話來說，這是超快速的科技產品「典範移轉」，故在創新經濟紀元，生產技術是日新月異的，完全不符合「給定技術」的假設。
所以簡單地說，在傳統經濟、報酬遞減的環境下，企業競爭勝負大多決定於企業自身，我大致同意政府在此情況下能做的產業政策不多，頂多是匯率、土地、勞工、加工出口區等。但是在知識經濟、創新經濟之下，一波波產業更新速度極快，政府角色當然就多了。科技產品典範移轉快速，表示只有領先群才有生意，跟進者只有喝西北風。政府的角色之一，就是儘速促成新產業。例如，如果要儘快建立食品雲、健康雲的相關產業，當然需要政府配合諸多環節的串聯，譬如結合進口海關、農業生產、環境毒物管制、食品抽檢、履歷認證等，這裡面涉及百十種政府單位，若是沒有整合協助，台灣的優勢食品雲、品管產業怎麼可能迅速建起來？又哪有一家企業能夠獨自完成數十種公權力認證的串聯？
再如手機之外的千百種攜帶式智慧裝置，它們產品多樣，但是銷量不會如手機般大。每種智慧裝置都有它的領域知識（domain knowledge)，各需求不同的監測器、電池、傳輸優先性、穩定度。如果有個公共平台讓這些多樣產品的領域知識者能夠方便其做成產品原型或測試，當然有助於成千上百種未來型攜帶裝置的快速出現。同樣的，這種公共平台也是得靠政府去促成，沒有企業會做這種「公益」事業。
在知識經濟、創新經濟時代，成本優勢或大量生產的規模經濟都不是重點。創新經濟的「另類」規模經濟優勢，來自於邊做邊學（例如現在軟體好的，更容易研發成功新軟體）、來自知識研發的社會外溢效果（例如晶圓代工業成功帶動週邊晶片設計產業）、來自利潤流豐沛對研發的正向循環（例如現在技術領先則利潤高，故研發經費豐，易於成功開發下一波技術領先)。這些概念的整理，部份刋載於美國AAAS院長W. Press在Science 期刊2013年11月的一篇文章，值得讀者參閱。正因為創新經濟時代的研發產業有邊做邊學、知識外溢、正向循環等特色，政府的角色就更重要，而產業政策的思考當然也與傳統經濟時代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