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謝志偉認為，重點並非當時加入的情境，而是究竟有沒有加入。「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謝志偉說，一個人可以解釋自己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成為加害者，但重點是現在的他必須知道自己當時做了什麼事，並對因自己受害的人感到抱歉。若是連過去都否認、卻還想取得受害者的和解或原諒，「這要受害者情何以堪？」
「政府不需概括承受前人錯誤 更不需把責任都攬在身上」
談到距今更遠的納粹政府，德國政府的轉型正義則是從道歉開始。謝志偉說，即使世代更迭，當年的加害者多已不在人世，新一代的德國人在面對前人所犯的過錯時，即使不覺得要共擔罪責，卻也不迴避；執政者也不時對外道歉，宣誓會持續負起檢討歷史的責任。好比1970年西德總理勃蘭特（Willy Brandt）赴波蘭華沙下跪，為納粹受害者默哀。謝志偉認為，德國即是以這樣的態度讓過去為納粹受害國的波蘭、荷蘭、捷克等國心悅誠服，今日仍願視德國為歐盟馬首。
相較於德國，台灣不同黨派的執政者在民主化後同樣都有向當年的228受害者道歉。謝志偉卻認為，政府對外道歉，卻絕不可對自己國家的人民道歉、說「政府做錯了」。「政府是一個普通名詞，做錯的不是現在的政府，是當時的政府！」謝志偉解釋，面對曾經發生的國家暴力，後來的政府不需要概括承受前人錯誤，更不需要把責任都攬在自己身上，老是在跟受害者道歉。謝也再以西德總理勃蘭特為例，指勃蘭特在二戰時已是納粹欲除之後快的左派分子，戰後即使位居政府高位，也不可能代表政府去向與他相同的受害者道歉。
「政府有做轉型正義的責任，卻沒有向受害者道歉的資格或義務」，謝志偉強調，政府面對國內的受害者，該做的是從國家的角度頒布恢復名譽書、開放檔案、或是以國家資源賠償受害者；若做得不夠好，當然有理由道歉，但不適合一邊做轉型正義，一邊和受害者家屬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