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源於中國武漢的新冠病毒，中國（中共，下同）當局採取了三種方式（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壓制疫情保障「春慶」（春節年慶）。二是力控疫情壓制經濟（限制自由）。三是力保經濟抑制疫情（隱形操控）。毫無疑問，第一項是嚴重錯誤的，也是導致病毒全球漫延的根源。第二階段「一刀切」的武漢封城和全國嚴厲限行，有效降低了病毒的全國爆發。但除了導致全國民眾的「盛節」被剝奪和犧牲自由與享樂，更熄滅了經濟。協力廠商式（方案）因病情的隱藏性與持續性，讓中國政府倍感威脅。若要力保經濟只能壓制疫情，似乎成為政府的不二選擇！
中國的制度優勢是可以「嚴控輿論與強力行政」，這不只是它可以順利實現「封城、禁行」的特色，也是可以順利轉向「零增長與穩經濟」的特長！對於中國如何快速實現病例的「零增長」，限於它的「輿論嚴控」特色，我們只能從一些隱形通道（如推特、微信）竊得「零星消息」。一一這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無疑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根據零星消息與合理推測，中國政府為了力保經濟，只能採用「禁確診」來保障「零增長」。同時，實行「嚴格監控和分化治理」。即嚴密監控不同人群的行動和疫情。以及將一定地域出現（或存在）的個別或少數輕症人員進行「強制隔離」。而將重症人員和人群集中於「專門治理處」，在沒有有效藥物和技術治療的情況下，只能是象徵性治療和「自生自滅」！這裡的推測無疑是符合現實「中國特色」制度邏輯的，中國在未能真正實現「言論自由與司法獨立」之前，這裡的推測及此次病毒的來源，中國政府始終無法自證清白！換言，在未能奪下中國政府的「筆桿子和刀把子」之前，人類始終難以找到真相！
我想，上述內容大概就是當下中國政府應對新冠病毒的「中國優勢或者中國經驗」吧！對此，我個認為，上述「中國經驗」應該可以為西方國家的政府和人民提供一定的「成功經驗」。經驗一，是不要輕信中國政府「零增長」的表面文章，但可以重視它的「保經濟」觀點。經驗二，是不可能接受它的「拒檢測與弱治療」，但應該借鑒它的「強監測與分化治」方案！
西方民主國家，無法操控輿論也無法輕視人權。但是，可以儘量避免過度恐慌與過度治理。減少過度恐慌的方式是由政府和醫療專家制定出「民眾防護細則」（非守則），如勤洗手、配防護、少社交、淨環境、強體健、適預防、多配合、善體諒。減少過度治理的方式是加強「即時監控、應急處置、分類對待」。有必要刪減不必要的檢測和治療，應當把錢用在刀刃上。另外，政府應該與醫療專家和經貿專家合作制定出「防範病毒與穩定經濟」的中長期「平衡」規劃。如果在不太短的時間內不能出現有效治療病毒的技術與結果，過度的限制經濟活動，必定得不償失。為此，理性的汲取中國政府的「正負」教訓非常必要！
過度治理不僅會消耗有限資源還會加重民眾恐慌！能否實現有效防控、適度治理、平衡經濟、不犯人權，既會考驗政府領導和相關專家的能力，也在檢驗人類的智慧！中國的「成功經驗」、伊朗、義大利等國家的失敗教訓，臺灣與香港相對合理的管控。都從不同角度提供了充分的「資源」，「及時重視和方法適當」無疑是有效防控疫情的最佳途徑！政府和相關專家們的「全域性定力」，是決定民主制社會輸送給全體公民的信心與希望！
註：本文主張的「系統分治」，是指應該設定出針對特定事物進行相關要素的「整體化平衡治理」（整體操控與綜合平衡）方案。中國時下的輕人權「系統分治」方案，應該包括「控輿論、強監控、拒確診、輕（症）隔離、重（症）收監、亡火化、保經濟」。然而，美國等西方民主自由國家的「系統分治」，只能建立（設計）在重人權方案之上！其次，義大利和伊朗等國家在防冶新冠疫情中的缺陷，如「重視遲緩、認知標準和防護觀念落後等」，在其他西方社會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我希望能夠儘快消除，儘量減輕此次抗疫的損失！
＊作者為從事基礎理論研究的自由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