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必須超越「自律市場」概念
藍綠陣營的主要差異在於國族認同，對於自律市場的信仰，則是超越藍綠的台灣共識。決策官員與立法委員繼續把社會福利跟經濟成長對立，就是立基於自律市場的信仰。這也是為什麼AI產業在核心國家的研究重點，是經濟與社會結構性重組，是對人類社會秩序的全新想像；但在台灣，則著重在開發生產流程的除錯功能，以降低製造成本。
我們宣稱AI是二十一世紀發展的關鍵，但我們的經濟與社會運作邏輯，還停留在十九世紀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比較利益原則，在全球價值鏈上也繼續維持於降低製造成本的位置，而且還用生產要素全球化為由，放任台商培養中國紅色供應鏈來取代台灣的製造業地位。
從中美貿易戰到武漢病毒，有些官員高呼小英英明，提出新南向讓台灣遠離危機。但四年來，從總統府、政委辦公室、行政院各部會、官方控制的財團法人、乃至於各個智庫，幾乎都沒有誰提出一個有明確時間表、人力部署、經費規模、不同單位計畫如何搭配的策略規畫。
因為沒有總體目標，各單位就把他們已經在進行的、所有有關東南亞的業務全部稱為「新南向」，這些業務的羅列堆積，也就成為目前政委辦公室的新南向成績。做為國家政策的新南向，可以說全然的空洞無物。
「以人為本」的華麗辭藻，在實際執行上是打回原形到自律市場。台灣非法移工被當成「廉價」商品，不斷轉場應付日益沉重的長照需求（說好的ＡＩ照護呢）。甚至於等到他們可能成為防疫缺口時，都沒人追問非法移工是如何被仲介成長照人力？
東南亞移工在階級、族群、性別與文化上的四重弱勢，讓他們在台灣成為被需要的「廉價勞動力」，卻不是被接納的「人」。如果連在台灣的東南亞人都不被當成正常人，那新南向要如何以人為本？
思考資源分配與社會團結
台灣第一波的防疫成功很好地提醒了國人，良好的經濟發展與厚實的社會保護網必須要相互鑲嵌。這個相互鑲嵌讓台灣可以通過資訊透明與民主治理，很好地抵禦了疫病全球化的風險，保持著正常的生活秩序。
接下來，跟著疫情而來的全球經濟趨緩，國內經濟紓困也應該在這樣的邏輯下，思考經濟資源的重新分配跟台灣社會團結的關係。
＊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726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