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０年代的上海淪陷區，蘇青（1914-1982）的作品曾受廣泛的歡迎，散文集《浣錦集》出了十版，長篇小說《結婚十年》則在半年內再版了九次，最後共出了三十六版。在當時可說是名噪一時的女作家。當年在上海灘，蘇青與張愛玲齊名，甚至超過張愛玲。蘇青除了寫小說散文，還主編過一本叫《天地》的雜誌，很暢銷。張愛玲的諸多文章都在《天地》發表，胡蘭成就是讀了張愛玲發表《天地》的〈封鎖〉，而注意到這個文壇奇女子的。
一九四五年三月的《雜誌》月刊第十四卷第六號上發表了蘇青和張愛玲的對談記，編者前言有這樣一段話：「當前上海文壇上最負盛譽的女作家，無疑地是張愛玲和蘇青。她們都以自己周圍的題材從事寫作，也就是說，她們所寫的都是她們自己的事。由女人來寫女人，自然最適當，尤其可貴的，似乎在她們兩位的文章裡，都代表當前中國知識婦女的一種看法，一種人生觀……」。
另外張愛玲對蘇青亦有極高的評價，她說：「低估了蘇青的文章的價值，就是低估了現地的文化水準。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別分作一欄來評論的話，那麼，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這兩段話或許可想見蘇青當年的名氣了。
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如果說人們對張愛玲的評論是毀譽參半的話，那麼對蘇青則是多年來一直是微弱的「譽聲」淹沒在巨大的「毀聲」裡。在當年張愛玲都曾被罵為「海上文妖」，更何況是蘇青呢？論者指出當「日寇一經驅逐，國民黨政權堂而皇之地前來重建，恢復他們的政文統治與文化壓抑之後，蘇青便被以『落水作家』、『性販子』、『比鴛鴦蝴蝶派有過無不及』的名義大興討伐。」蘇青對這些指責，有她的辯駁，她說：「是的，我在上海淪陷期間賣過文，但那是我『恰逢其時』，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選定的這個黃道吉期才動筆的。我沒有高喊什麼打倒帝國主義，那是我怕進憲兵隊受苦刑，而且即使無甚危險，我也向來不大高興喊口號的。我以為我的問題不在賣文不賣文，而在於所賣的文是否危害民國的。否則正如米商也賣過米，黃包車伕也拉過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國家不否認我們在淪陷區的人民尚有苟延殘喘的權利的話，我就是如此苟延殘喘下來了，心中並無愧作。」而後來蘇青更在長篇小說《續結婚十年》的扉頁題詞上寫著：「衣沾何足惜，但使願無違。」更有強力辯解的意味。面對此問題，晚近的新文學史家司馬長風的看法，無疑是較中肯的，他說：「當然我們傾心讚賞大義凜然、抗戰不屈的那些作家如李健吾、夏丏尊等，但是對於那些缺乏反抗勇氣的人，筆者不忍概以漢奸指論。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這畢竟是少數仁人豪傑的事情，不能用來衡量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