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在《開創》雜誌的創刊號上，我在〈四年來的黨外〉一文這樣寫道：
從民國69年（1980）以來，到目前為止，黨外經歷4年的發展，期間，可以黨外四人行，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民國69年到民國71年8月的黨外四人行；第2階段從四人行返國到去年的增額立委選舉，以及目前的後續發展。第一階段的黨外，幾乎成為被傷害與被污蔑的對象，有如瘟神，69年參與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黨外候選人，在低迷的氣氛下，其惡劣情況甚至找不到發傳單的人，這真是黨外的冬天。在冬天的背景下，民眾雖因恐懼而表面冷漠，可是卻以堅定的態度，以選票支持黨外再出發。……在區域立委選舉，得到2成左右的當選比例，使再出發的黨外有喘息的機會，得以重整旗鼓。
民國70年以後，立監兩院都注入新的因素，……這是30多年來的黨外，第一次以最多的人數，向國民黨主政的中央政府進行最直接、最全面的批評與檢討，黨外的努力與衝激，多少矯正受到扭曲的黨外形象，並鼓舞民心士氣，重燃民主政治發展的希望。其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是使黨外以比較輕鬆的代價，在民國70年底的縣市長、省市議員選舉，贏得大約2成的席位。
當黨外的監督者角色越來越有聲勢，也越來越形成氣候，由於時局的需求，黨外又提升自我的角色。民國71年（1982）6月，在美國與中共發表「八一七」公報前夕，康寧祥、張德銘、尤清與黃煌雄──黨外四人行──走到國際舞台表達黨外的立場。這是再出發的黨外，經過2年左右的耕耘，並有2成左右的代表實力之後，第一次向國際舞台出發，帶來兩層深遠的影響：
（一）、30多年來，國際社會在處理台灣問題時，一向只聽到國民黨與中共的聲音。四人行打破這種慣例。四人行訪美期間，不僅向國際社會、美國朝野明白表達黨外所代表的民間聲音；也嚴正表示，台灣前途應尊重台灣地區一千八百萬同胞的共同願望；更堅定表示：民主化是台灣未來唯一可行之路，黨外是台灣走向民主化不可缺少、也不可代替的建設性力量。所以四人行打破國民黨30多年來的外交專賣局面，第一次在國際社會處理台灣問題的敏感階段，表達黨外所代表的民間聲音。
（二）、四人行是應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邀請訪問美國，訪美期間，也到各地台灣同鄉會公開演講。由於四人行出國前夕，國內對有關同鄉會的地位有過爭論，四人行無畏這種爭論可能包含的危機，而親到各地台灣同鄉會公開演講，這種行為本身，無疑地，帶給各地台灣同鄉會相當大的激勵；而各地同鄉對於四人行所代表的意義，了解極深，也運用其在美國社會所已建立的關係與地位，直接間接促成四人行順利出發。所以四人行不僅給美國的台灣同鄉會帶來空前的激勵，更使國民黨的僑務工作受到空前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