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冠疫情的累計確診人數截至四月十二日已超過五十六萬，死亡人數超過兩萬二千人，成為全球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與疫情同時來臨的還有大規模失業和經濟衰退。
死亡率遠低於英法義西等國
川普（Donald Trump）政府在疫情初期的行動無疑是緩慢的。媒體報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一月就收到了關於中國武漢的病毒預警，白宮經濟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向川普提交了一份政策備忘錄，指出在最壞的情況下，可能有三成的美國人口被感染、五十萬人死於該病毒。
在二月的第三周，川普政府的高級衛生官員認為美國應該採取更激進的措施，例如社交疏離等，但並沒有引起川普的重視。白宮內部對應採取措施的激進程度也存在異議，這一切都將美國引導到了今天的狀況。
但對比歐美各國已報告的資料，美國與德國的表現仍然可圈可點。美國在確診人數超過五十五萬時仍然保持著約四％的死亡率，德國在確診超過十二萬人時死亡率約二．三％，均遠低於英、法、義、西等國。
美國媒體批評本國的檢測率低於韓國，但從絕對值來看，能在短時間內快速提升大於五十萬的檢測能力，並在確診人數逾五十萬時仍未出現醫療資源擠兌，保持了較低的死亡率，這本身就說明美國的政府和社會一旦動員起來，能量還是相當可觀的。
這次疫情為美國提供了一次部分自我糾錯的機遇，機遇存在於對政府角色的再審視。
首先是政府是否應在公共支出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共和黨傳統上主張小政府，川普上台後更是大幅削減公共衛生部門的預算。在疫情面前，美國選民也許應重新審視政府在公共衛生部門的支出，以及對包括疫苗研發在內的醫藥創新領域的投入。
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因疫情受挑戰
另一個機遇是對美國的領導力與總統的再選擇。如果行動更早更迅速、如果川普沒有輕忽說是一次「流感」，美國民眾也許會有更高的警覺，也許不會造成如今的龐大確診數字。
如果聯邦政府在一月底或二月歐洲疫情開始抬頭的時候就動員國內生產能力，生產更多的個人防疫設備，也許如今醫護感染人數會少很多；如果聯邦政府對各州政府提供更多物資支持，也許多個疫情熱點州的死亡人數會少很多。
疫情也使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進一步受到挑戰。現在歐洲各國已不期待美國能向盟友提供更多的幫助。歐美的許多國際學者與媒體也在擔心，中國、甚至越南利用此次疫情向國際社會提供公衛產品的援助，填補了美國留下的權力空虛。
此外，美國人如果足夠幸運，應該從疫情中得到的啟發是，如今的全球化不僅是經濟與人員流動的全球化，病毒也有全球化流動的能力，大西洋與太平洋已不能充當病毒的天塹，在美國版世界地圖上，看似遙遠另一端的國度中發生的疫情也同樣發生在本土，將不再是不可想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