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王德威提倡「後遺民」文學論述，指出：「臺灣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同時接納了移民與遺民。如果前者體驗了空間的轉換，後者則更見證時間的裂變。回歸與不歸之間，一向存有微妙的緊張性。臺灣經驗的兩難，正是古已有之，於今為烈。」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中，「移民」、「殖民」與「遺民」共同構成了台灣的離散經驗。當然，證諸歷史，離散並非台灣獨有的歷史經驗，誠如李有成曾指出離散社群的複雜性、多樣性及差異性。世界上許多種族都有自己的離散敘事。「離散不只是許多個人與種族的歷史經驗，也是許多國家與社會長期存在的現實，更是後殖民與全球化時代跨國流動之下的普遍現象。」因此，台灣離散的歷史經驗，除了具有台灣的地方意義之外，或許也具有了某種世界史的普遍性。
近代歷史中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驅動力，國際關係的紛爭，戰爭的影響，帝國規模的社會流動，戰後復員的地理空間上的國境收縮，與政治上公民身分的複數國民化等因素，擴大了台灣18世紀以來至今的大規模的人口移動。台灣地理位置，以及台灣的歷史發展機緣，使得其歷史充滿了各種人群的遷移的故事，南北往來，漂泊東西，離散經驗，早就內含於台灣歷史發展的動力中。在全球化成為今日熱門的流行語之前，在離散成為當代的文學批評與歷史建構的語言之前，人們早就自願或者被迫參與了各種尺度規模的移動了。
最近將過去20年間發表的論文做了整裡，竟然發現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語境發表的論文，不約而同圍繞在同一主軸，主要是1930至1950年代之間，屬於台灣、中國的離散與漂泊、越境與入境的複雜歷史經驗。
早期寫的張深切論與晚近寫的楊基振論，透過他們的自傳作品與日記這種帶有個人性質的史料，從個體的角度反照時代的變遷。出身於殖民地的張深切，在1920年代就參與了反殖民的社會運動，以及稍後的重建台灣文化身分的文藝活動，為逃避殖民當局的壓迫，遠走中國，卻也捲入更複雜的戰爭期的文化政治中。戰後返回台灣，更受二二八事件的牽連，最後得以身免，生命晚期重新回復投入文藝創作，成為戰後初期的台語電影創作者。而透過楊基振的日記，更讓我們看到一個台籍青年，前往日本受高等教育後，前往滿州與華北發展的路徑，以及對於不同人生階段與遭逢事件的觀察與自省。傳記與日記的私文書，不單只是用以分析張深切與楊基振個人生活經驗的史料，更是環繞著檢視內在自我主體性的近代人的個體，在歷史中成立的表徵。在其中，我們看到了歷史如何影響了他們的人生，而他們又如何在傳記與日記的文類中，檢視了自己的生活並回應了歷史。
